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不懂，所以，不多言论。但在个人方面，有触及心灵的感悟。有梦想有才华，有追求也务实。自从当上皇帝，手中全是好牌，可为什么最后却一次次一次次行差踏错，真可谓是高开低走了？真是应了那句话，自信过度了，成了自负。偏偏曾经因为这个有点成功了，次数越多，越会加深这种认同感，一旦有了天下唯我独尊的想法，想要再有人给拉回来就只能靠强权了，可他，就是最大的强权。古语有云，听人劝，吃饱饭呐！

好消息是，又完成了一本书的阅读，蒙曼的《大隋兴衰四十年 3. 雄略暴君》，这一册主要讲了隋炀帝的一系列大手笔的，每一章做的事情，单独拉出来都可以说是功在千秋，雄才大略：营建东都，千秋运河，游幸江都，扬威塞北，经略西域，炀帝西巡，三征高丽，在位这十几年干了这么多大事，真正做到了？雄才大略，独夫民贼；读到这些历史，可以真正感受到隋炀帝极端聪明，才华横溢，千古奇才；但是性情乖张，做事极端，这两点就是隋炀帝的正面与侧面，隋炀帝，有理想，却急功近利；有才华，却蔑视一切；有功业，却不能造福当时百姓。古往今来，大凡超越现实、急于求成者无不受罚于事物发展规律，望后来者鉴之。这里，我引用张笑宇在商贸与文明里对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生产成本。“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吧。根据经济史学家宁可的估计，西汉一家自耕农一般有五口人，其中主要劳动力一般有两个，每个劳动力耕作的土地面积大约合今天的 14.4 亩；根据土壤条件的不同，14.4 亩的产量折合成小麦大概在 1,450——2,900 斤。与此同时，汉代人口平均每年消费的粮食大约是 480 斤，按每个劳动力负责养 2.5 人计算，所需口粮大约 1,200 斤。乍看起来，即便是条件较差的土地，也有 100 斤左右的余粮。但是，这个数字既没有考虑荒年、歉收，也没有计算税赋和徭役。仅就田税而言，汉初的税收比例是 “十五税一”，按较低的 1,450 斤计算，刚刚好把余粮收走；如果遇上灾年，这家人就要揭不开锅。后来，汉景帝把这个比例改作 “三十税一”，实际上也就是给较差状况的农民每年多留出了 50 多斤余粮。单就这一条，已经足够让汉景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两千年的 “贤帝” 美名。然而，田税并不是西汉农民唯一要承担的负担，西汉农民还需承担人头税（成年人每年约一百二十钱）、财产税（每万钱家资征收一百二十钱，即 1.2% 的税率）和徭役（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提供一个月的劳动力，一生中还要额外有两年为国家义务劳动）。此外，即便这些都纳入进去，这里计算的还只是自耕农的状况。如果考虑到佃农，也就是向富户租种土地进行耕种的农民，地租比例在 1/3 左右，而像这样的收租比例，佃农连自己吃饱饭都困难，被迫典身为奴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汉代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缩影。根据气候学家的估计，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温暖期，粮食产量水平还算比较高。但即便是在这些年代，根据我们的税赋负担统计，农民也只是勉强能够温饱，一遇天灾人祸，就要卖身为奴隶，罔论安居乐业。而且，“十五税一” 的负担刚好把农民生产的剩余财富压榨殆尽，让其维持在生存线上下，这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漫长的零增长社会博弈中，统治阶层自发摸索到了对农民极限压榨水平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正常年份下，武士集团对农民的统治刚刚好达到了没有官逼民反的程度。如果遇到天灾减产，大规模起义就无法避免。”

迫不及待想看最终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