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文本身就有隐恶扬善之现象，因为自古以死者为大。如不能做具体分析，就容易以虚为实，失之偏颇。隐恶常用的手法有三：即将墓主之恶行：（1）隐去不提，如孙汉韶在正史中明载其叛后唐降蜀，而墓志不提其献地，只说他 “远贡表章”，确是隐恶。（2）大事化小，如赵凤墓志大力称赞其吏治，而不提其枉法虐民与非法敛财之事，赵凤虽因此被后周太祖赐死，墓志却有为他脱罪或减罪之叙述。（3）美化。扬善常用的手法亦有三，亦即将墓主之事功：（1）含混，用模糊的笔法将事功归于墓主，（2）夸大，把小事变大事。例如在萧处仁晚年参与 956 年后周征伐南唐，占处仁墓志描述其武功之最长篇幅，却在叙事中隐没了赵匡胤的头功。（3）格套，例如为将必勇之类。回到本书主角：武人，我自己之前对五代武人的理解并不充分，加上误导了我许久的那句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的影响，对武将的印象还停留在老粗一个，加之五代时期朝代更迭过于频繁，每每提及新的权力结构时，重点只在武功，没有探讨武人作为地方首长的吏治，但那毫无疑问也是重要的权力基础。在其他同类书中，亦很少探讨武人的价值观念或宗教行为，却大胆推论 “儒士之道” 与 “武士之道” 鲜有交集，后者既难以符合儒家的要求，也不构成独自的价值系统。在学人笔下，即使是中高层的武臣，也普遍没有文识，欠缺道德，不守法制，鲜能吏治，祸国殃民。武人是 “致乱” 之源，根本谈不到 “致治”，以至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造成了有宋一朝的重文轻武之风。经由本书独特的视角下，从五代墓志中，作者们给出了五代武人更多元的面貌，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错误印象。许多五代武人除了驰骋沙场外，由于职任需要，往往也需兼任文职，并能对当时的吏治做出贡献。易言之，他们不但文武兼习，同时也文武兼仕，乃至文武兼治。他们对文事有相当兴趣，不但与文人抱有许多共通的价值观，也不排斥与文人交往；他们所瞧不起的，主要是那些徒有文名而对实际政事没有贡献的文人。他们的家人与后代，往往也都采取文武兼习、文武兼仕的策略，并同时与文武官员联姻，我们看不到文武截然二途的现象。这种现象，似乎直到宋初才出现明显变化。最后总结，这本书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来看，创新之研究视角真的有极大的价值。若单纯的只是享受阅读之乐趣，这本书则可能会令不少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