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唐帝国疆域辽阔，唐人的世界观包容洒脱，女性空前解放，唐诗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 DNA。唐文化的影响力辐射至同时代的周边国家，更塑造着后世中国。盛唐气象太过恢弘，太过多姿多彩。唐朝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具有非常宽广的胸怀，可以接受外来影响，且能够对这些外来影响兼容并蓄，产生出新的文化。它并不只是一味地接受，同时也是一个大熔炉，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所以唐朝是非常具有国际号召力的。波斯最东界的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是唐朝最西的一个羁縻州都督府，即波斯都督府。唐朝用 “羁縻州” 的形式来管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王统不断绝，都有国王，但同时又是唐朝羁縻州的官员，每位国王都是唐朝的一个都督，或是一个州的刺史。大的是都督，小的是刺史，足足一百多个。如此一来，从波斯以东都是归属唐朝的羁縻州。唐太宗发动 “玄武门之变” 前，给那些守门的人一人发一枚金挺（金刀子）。因此守卫到时候就会跟随他拼命作战。再比如说，唐玄宗干掉韦皇后，给作战的人一人赐一床金银器。以 “床” 为单位，那得有多少！所以唐朝长安的贵族百姓人家，都拥有很多金银器，也就是所谓的 “钟鸣鼎食” 之家。城市是一种人为的地理设置，其形成和发展，与周边的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不管隋朝修建这座城，还是唐朝利用、改造这座城，都离不开它所依托的地理环境。所以，要想更好地了解唐长安城的兴起与发展的整个历程，我们需要一种『历史地理』的基础。理解魏徵和唐太宗的克己纳谏，关键要从三省制的角度出发。这也是为什么贞观时期很少出现决策失误的原因。三省制度原理的充分发挥，使得『贞观之治』和唐代的鼎盛的出现都不再是偶然。三省制是中国制度发展到唐代的典型代表，在促进唐朝发展的过程中，制度的优越性起了重要作用。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从 627 年到 649 年，延续了 23 年。这段历史，后世称为 “贞观之治”。这是一种至高的评价。这个时期尽管经济还不发达，但是，由于处在王朝初期，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奋发向上的，如同少年儿童，具有一种美好的天真和单纯。王道与霸道之争太宗支持魏徵，贞观路线确立示人以正，贞观的基本含义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法制史事件，说明唐太宗对于法制的重视。他深知自己的直觉是不可靠的，必须创立相应的法律。《旧唐书・刑法志》记载说：“自是，全活者甚众。” 审慎行刑，这是用制度来限制感情泛滥成灾的生动例证。贞观时代的理性行政精神再次得到体现。贞观四年（630），西北各国的国君联合起来共同上尊号给唐太宗，就叫 “天可汗”。从此以后，唐太宗不仅是中国的皇帝，也是一定国际范围内的天下共主。日本学者认为，天可汗之制，是一项准国际制度。唐朝以后，中国的皇帝再无如此光荣。白江口之战，日本惨败，此后数十年，日本对唐朝非常警惕，担心唐朝会趁势入侵日本。所以，几十年间日本在全国修筑工事，防备唐朝。然而，唐朝不断向日本表示友好，送还战俘，还输出日本所需要的文化，终于使其认识到白江口之战不仅输在军事，更输在国家的文化制度上，是先进战胜了落后。鉴真是律宗和尚，这对于日本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既缺少 “三师七证”，也缺乏佛教律师。鉴真是江南第一名僧，在佛教界声望隆重。荣睿和普照壮着胆子尝试聘请鉴真，内心里恐怕不敢想望江南佛教 “领袖” 会到日本。他俩怯生生地提出邀请，万万没想到鉴真欣然同意了。

如果中国的历史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或许就是唐朝。它是盛极而衰的枢纽，也是新旧两个世界的交汇。迥异于宋代以后的士大夫动辄强调 “夷狄大防”，排斥外族人。唐朝人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开放心态，漩涡一般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甚至吸收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进入国家权力的中心。唐宋之际的中国文化突然转向，道理何在？明明是一个崇尚武功的年代，唐朝人却通过科举制度把一批舞文弄墨的文人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人执笔为皇帝立言，研墨为帝国书写，“旌旗十万斩阎罗” 的将军凯旋，似乎都没有一个登上长安大雁塔的进士荣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看起来浮夸，却是唐朝人穿透千年的洞察力，此后一千多年的王朝都没有跳出 “文官压制武将” 的格局。

在盛唐，人们也不觉得李白是最牛的诗人，《河岳英灵集》共收录二十四位诗人，其中最推举的是王维，所以那时李白也没有登顶。但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李杜已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人物，被充分经典化了。用唐代主流诗歌的标尺去衡量李白好像并不容易，因为李白不在这个标尺里，所以贺知章才说他是 “谪仙人”。一个人的想象力太丰富、生活方式太与众不同，就会让人感觉像个 “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