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者的论述，计划经济确实有低效的弊端，被时代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价格信号调节生产的市场经济，保护产权和充分竞争的营商环境。强调自由贸易减少冲突，促进繁荣，都是基本常识。但是对于市场改革，政府放开权力的尺度，张维迎的论述还是太激进，太片面了，只注重经济效率，忽略了政府稳定全局的作用。放开石油、电信行业准入没有那么简单，竞争就一定产生高效率的推导过程，是把经济学当成物理学，简单套用模型，但现实往往不满足假定前提。作者排斥国有企业的思想，描绘一幅极度理想的市场经济图景，也实在费解。

张维迎先生是一位坚定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崇者，他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迄今为止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人类社会 250 年来的辉煌成就是最好的佐证。他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颠覆性创新，它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没有了企业家，也就没有了市场经济；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制度和政策，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背离。张维迎先生对凯恩斯主义深恶痛绝，其本质是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认为，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它们都是阻碍我们国家创新的政策和体制，都应该摒弃。他推崇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市场按照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周期性运转，市场会自行调节修复，政府干预违背市场规律会受到市场惩罚。本书给人印象深刻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有待于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创新型企业家能否出现，依赖于自由、法治和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多方面深化改革，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舍此，中国的后发优势将被杨小凯先生所讲的后发劣势所取代，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他上述结论的基本逻辑在于：过去 40 年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给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旦有了一定程度的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就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的潜力正在耗尽，套利空间越来越小，仅靠套利活动驱动的配置效率的改进，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未来的增长主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但创新比套利难得多，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看，创新驱动的年增长率能达到 3% 就非常了不起。创新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要求也更高。总体上讲，我们目前的体制虽然能刺激企业家套利，但严重不利于企业家创新。未来即使要维持 4%～5% 的增长，也需要我们在体制改革和政策方面有大的突破。如果私有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果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景不能落到实处，企业家就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动力从事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不可能成功。在中美激烈碰撞，博弈，竞争的环境中，在中国经济转频换段的今天，张维迎先生分析还是蛮值得回味的。

关于司法独立和社会制度改革的见解这里不方便引用。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 “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第一，应对不确定性。这是 1921 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rank H.Knight）提出来的，他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证明，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强调企业责任的多重性，包括企业对股东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以及对社区的责任等。这是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概念，英文叫 stakeholder，中文叫 “利益相关者”。传统上，人们强调企业是股东所有的，企业的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 stakeholder 这个概念认为，企业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当政府官僚的利益与企业声誉无关时，他们为什么要在乎它呢？又鉴于官僚没有适当动机去依据才干任命经理人，国有企业经理人觉得他们的职位非常没保障，他们没有未来可在乎。因此，他们完全具有进行一次性博弈赚快钱的动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声誉机制的失效。打个比方，声誉就像一棵树，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可能有动机去种草，但绝无动机去栽树。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市场中的竞争行为不能独立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我特别证明：（1）在国有经济中，随着竞争加剧，国有企业更可能将价格定得低于边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争可能是过度的（或破坏性的）。（2）国有制下的竞争可能导致极端的过度准入。即，较之任何私有经济，产业中的企业都过多。（3）在国有制占主导的经济里，市场无序是不可避免的。建立信任更加困难，因为声誉机制不能起作用。（4）国有企业在竞争下不能长期生存，竞争最终导致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崩溃。在委内瑞拉，雇员害怕被提拔，原因是该国最近通过的一个法律禁止企业解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 1.5 倍的员工。聪明的雇主找到的一个应对办法是，如果想解雇一个人，首先提拔他，将工资提高到最低工资的 1.5 倍以上，然后合法地将他解雇。基于财产的权利与基于职位的权利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比后者界定得更明确。基于职位的权利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这些权利受任期限制，无法在市场上出售。职位的数量在一定意义上较财产更为有限。针对基于财产的权利的竞争是创造价值的，而职位之争时常导致价值的再分配。在公有经济中，权利是基于职位的；而在私有经济中，权利是基于财产的，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GDP 由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只要增加净出口就可以增加 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征关税，限制进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越是危机就越要自由化。萨伊定理（Say’s Law）认为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要让别人买你的东西，只有你买别人的东西。因此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套利时间比较短，甚至三天五天就完成，在金融市场套利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创新则需要数年，三年五年都不够，甚至十年、八年、二十年。一开始就赚钱的事容易吸引人，一开始就亏损的事比较难以吸引人。套利是短期生意，创新是长期生意。因此，适合套利的制度不一定适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