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与中国军队形成战略相持的态势，为打破侵华战争僵局，日本陆军于 1939 年 5 月挑起了 “诺门罕事件”，意图对苏发动进攻并占领物产丰富的西伯利亚，但是由于远东地区日苏实力过于悬殊（1938 年及 1939 年间，关东军与远东苏军的航空兵力对比为 1∶10 左右，足见两国在整体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这场战役在日军遭受巨大伤亡后草草收场，日本陆军主导的北进论也遭受重挫。随着美、英等国对日进行经济制裁与物资禁运，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机器运作越来越难以为继。为掠夺东南亚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日本国内的 “南进论” 及对英、美开战的言论甚嚣尘上，其在 1941 年 9 月 6 日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中甚至提出 “为了帝国‘自存自卫’不惜与英、美一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军最终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发动了偷袭珍珠港的行动并全面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如前文所述，1941 年 9 月之后，侵华日军陆军飞行团和海军航空队主力开始投入到对英美及东南亚的备战工作中，自此至 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中国大陆的航空作战任务主要由日本陆军飞行团负责。1941 年 9 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是空中主力调离中国之后，侵华日军航空部队参与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从本战役的地空制协同作战经过及结果也可以窥见中国战场上日本空中优势衰落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