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历史揭秘类的 “历史” 书很多，很多停留在哗众取宠的 “借古讽今”，讲读者带入误区，通读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是为了明晰王朝更替的历史规律。王朝初期，开国元勋们出身草莽，了解底层和社会的复杂，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清剿内外敌对势力，整顿吏治，统一思想文化，社会稳定，前朝和有贰心的知识精英自然是打击对象。明太祖和成祖，清朝的雍正都是大兴文字狱，严刑峻法，官不聊生，虽然背负骂名但给子孙留下两百年江山。王朝中期，政权稳定，社会稳定，但皇二代（345 代）不知民间疾苦，开始懒政，各种奸臣误国，如同大公司里开始勾心斗角和官僚主义，需要外部惊醒才能重生，但王朝还是禁得起折腾，比如土木堡之变。王朝末期，再如何高明的名臣也难挽颓势，大厦将倾，无论是崇祯的勤政还是李鸿章的裱糊匠，都挡不住历史车轮的碾压，改朝换代才能浴火重生。作者虽然是历史学者，可还是书生气并抵挡不住功名利禄，王朝初期，稳定压倒一切，不允许任何对最高权力的挑战，海瑞出现于明中后期，至于东林党争的混乱，看看灯塔国的政坛乱象充分反映，感谢现在社会的信息发达，方便的检索，我们更应该自我从原始资料中进行自我判断，而不必受到砖家的误导，从王朝周期律来看，现在也正是青年。

14 世纪中叶勃发的民族革命，经过了二十年（1348—1368）的长期战争，方才结束。战争所波及的地带，北至和林，东至高丽，南至两广，西至陕甘，无一地不受蹂躏。战争的主角最初是被统治的南人、汉人向统治者的蒙古人、色目人进攻，夺取当地的政权，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后来这些割据者的向外发展，引起各个军事集团利益的冲突，陷于混乱的互相残杀的吞并战中；同时元的统治阶层也发生内部的政变，也同样地互相吞并，发生内战。这样，一方面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断地在苦战，另一方面统治者因内部分化而发生内战，被统治者也因个别发展而互相吞并，结果，双方的实力俱因内战、外战而削弱，许多有势力的军事领袖都自然地被淘汰，被吞并，形成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局面。最后，元统治者因内讧而失去抵抗的能力，被统治者的无数军事集团则为一后起的有力的革命领袖所吞并，一蹴而将盘踞中国百余年的外族逐出塞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汉族自治的大帝国。这一次大混战的原因是人民大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开始时，外表上蒙着极浓厚的宗教的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和群众都是白莲教和弥勒教的信徒，举行种种仪式，宣传弥勒下世救民疾苦的口号。一方面又假托是宋的后人，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直到朱元璋出来，他本人及其军队虽然曾隶属于上述的团体，可是到了能独立行动的时候，他便决然地舍弃这多重的矛盾的策略 —— 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进一步赤裸裸地提出这一次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汉族应由汉人治理。这一鲜明的转变，更掀起了过去一百多年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像地主们也因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十年中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族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二十年混战的结果虽然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伟业，而在实质上，分析双方的阶级成分，官吏、地主、商人完全拥护旧势力，和蒙古皇室及贵族站在同一战线。在反面，革命的领袖及其群众却完全是另一阶级，主要是以贫农、佃户、流民为基础组成了以推翻统治者为共同目标的革命势力。阶级意识的对立性划分了双方的群众，农民和地主冲突的尖锐化导致了这一次战争。统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革命集团所代表的却是农民的利益，所以在表面上，尽管是揭示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到后期民族意识的被特别提出强调，使革命集团的口号从政治经济的被压迫，转而侧重于民族地位的歧视方面去，这种转变，曾使民族革命取得成功，但是，胜利以后，这一群领导者却已忘记了当初起事时的动机和目标，外族的压迫虽已解除，同族同种间的不合理的经济社会组织，却并未因之而有所改变。并且，这一群成功的领袖，都因他们的劳绩从下层爬到最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代替被他们所打倒的蒙古人、色目人的贵族地主的地位，以暴易暴，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累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名著中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典范：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重要的是抓住它的特征，到底它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有什么不同。这样，才能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了解它的各个历史时期许多问题的所以发生。本书更像是吴晗先生的明朝论文节选，尤其是下篇的《明史简述》，直接就是吴晗先生在做明史讲座时的文稿整理集。这种集锦式的编辑，就不能要求架构要有多么严谨，但吴先生对明史的认知程度，还是令人拜服的。尤其是后面的三个问题：郑和下西洋、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农民战争的问题，更是有许多地方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