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食有多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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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出生、牛津长大、获得剑桥学士学位、伦敦大学硕士学位的女孩，不远万里来到成都，在遍尝街头美食之后，想方设法进入当地烹饪学校学习中国厨艺，要知道那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要说在成都，就是在北京，外国人也很稀罕。作为烹饪学校的第一个外国人，时有被安上 “间谍” 的嫌疑，姑娘偶尔也会觉得委屈，“我是为了把中国美食介绍到世界，打消西方的误解，你们还这样，我容易吗？”。委屈归委屈，但没有什么是一顿川菜解决不了的，吃完还是高高兴兴地研究中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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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她放弃了原来的新闻事业，成了美食作家，在《金融时报》、《纽约客》、《美食家》等杂志上撰写文章，与 BBC 合作制作节目，还写了好几本书，来介绍、推广中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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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姑娘就是自诩为四川人的扶霞・邓洛普，写了一本在西方与中国都颇受好评的书 ——《鱼翅与花椒》。让外国人满意容易，因为他们不了解；让我们中国人满意就比较难了。只有融入当地的文化，摒弃先入为主的观念，写出食物的精髓，才不会露怯，也才会让我们说一句 “不错”。作为异乡人，在心理上总会暗暗地将两种文化进行对比，难得扶霞有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中国美食，尤其川菜是真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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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翅与花椒，一个是中国人待客的最高标准，一个是川菜的精神之魂；一个居庙堂之高，一个处江湖之远；一个尊贵，一个家常，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食物。这本小书像一本游记，带着读者穿行在寻常巷陌，出入于街头小馆，来了一场追寻美食的旅行。作者与译者，一个是把成都当故乡的人，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整本书散发着浓浓的四川风味，似乎能嗅到花椒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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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料理，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开端。他们迎接的挑战不仅仅是口味上的独特质感，比如 “滑溜的”、“脆口的”、“黏滑的” 等各种让他们匪夷所思、浮想联翩、避之不及的口舌体验，还有众所周知的 “中国人啥都吃” 的勇敢。接受中国美食，更像是一种认知、文化与精神上的颠覆与重建。在这一点上，扶霞，这个独自闯荡中国美食界的年轻姑娘堪称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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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吃各国食物长大，并乐于探索吃喝的姑娘，在吃这件事上，扶霞自诩大胆。当第一次面对中国的皮蛋，她还是情不自禁地退缩了，“蛋白不白，是一种脏兮兮、半透明的褐色；蛋黄不黄，是一坨黑色的淤泥，周边一圈绿幽幽的灰色，发了霉似的。整个皮蛋笼罩着一种硫磺色的光晕。仅仅出于礼貌，我夹起一块放在嘴里，那股恶臭立刻让我无比恶心，根本无法下咽。” 对比之下，毛骨悚然地吃猪脑花完全可以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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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霞在中国遭受到最严重的文化冲击，来自一位闪烁着母性光辉的中年妇女。她热忱地邀请扶霞去自己的小餐馆观看了宰杀兔子的过程，“打兔头，使其昏厥。将后腿绑好，倒挂，割喉，立刻剥皮，拿切肉刀使劲砍成小块…… 从活物到上桌不到十分钟。我还没有从刚才看到的残酷一幕中回过神来，就被带进了餐厅，面前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兔肉，我一点也不想吃。” 亲眼看着一只欢蹦乱跳的兔子变成了一碗兔肉，除了拒绝，还能怎么办？于是，成都街头最受欢迎的小吃 —— 兔脑壳被划入了禁止范围。一次醉酒之后，理智丧失，扶霞吃到了人生第一只兔头，真是美味，“一切两半，撒了点辣椒与葱花。我不想跟你细说下巴上的肉口感多么厚实丰富，眼睛那块儿是多么柔软、多么入口即化，兔脑髓是多么顺滑绵密。我只想说，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每个周六晚上都会点炒兔脑壳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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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兔兔都吃过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扶霞在中国食物界大杀四方，基本上来者不拒了。在和无数的中国朋友交往、在烹饪学校学习过后，她有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胃，多年来养成的英式餐桌礼仪消失殆尽，甚至吃完饭开始心满意足地砸吧嘴。以至于很多年后回到牛津，在花园摘下的菜上发现了一条青虫，她的反应不是扔掉，而是放进了嘴里，吃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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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霞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而我读完这本书想去成都吃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