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本书将朱熹的历史思考与理气论哲学相关联，探讨了禀气、气运、理势、损益、王霸义利、三代汉唐、汤武革命、正统、变法、朋党等话题，将朱子哲学与历史的视界打通，从历史哲学角度理解朱熹思想。“理一” 自然具有分殊，也就是同一性当中本身就蕴含着差异性，这首先就表现在 “一理” 与 “五理”（仁义礼智信）的关系之上。“理一分殊” 中的 “一” 不能用量词去理解，它表示的并不是一个理，而是表示作为根本的理的贯通性，以及万物具备的理的同一性。在朱子看来，人物在根源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由于禀气 “偏正” 不同，故而有了人物之分。即使在禀气较正的人那里，也由于清浊不同而有了圣凡之别。在朱子看来，由于气数的不齐，因此天下不能长治久安。气直接影响到价值的实现。虽然天十分爱人，但历史上经常表现出来的却是天无法战胜 “气数之力”，气的力量常常压倒理，理气常常互为胜负。这条材料表征出的历史观在朱子那里是十分常见的。气是理所生，而理本身又寄寓于气当中，但是，当理生了气之后，日用当中的流行过程却仿佛都由这气决定，在具体的运动过程当中，理就管不住气了，这就是 “气强理弱”。朱子重申了他的观点，即天地之心以生物为内容，并且 “别无勾当”，仅以 “生物为心”。三纲五常是人世间的伦理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准则，更是人的本性，是人世间的 “所以然” 与 “所当然”。历史无论如何发展，作为理之具体化的三纲五常是不会消失的，人类会一直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佛教无法消灭这些准则，暴君也无法消灭它们。社会的规律与自然的规律是同一个理的体现，这一观点之所以能在朱子那里成立，其枢纽就在一个 “生” 上。朱子气论当中有一 “十字大开” 的图式。从横向看，五行之气流行相生，周而复始。从纵向看，五行之质不断由轻到重而有。对于宇宙来讲，两个气序是同时发生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两个 “气序” 交织在一起，这样气运就更加复杂。朱子从万物资生运转的角度讲 “元亨利贞”，在他看来，任何一时间阶段都可以用 “元亨利贞” 来描述。“虽一息之微”，如一呼一吸，也可以分为四段运转。元亨利贞这样的阶段是普遍存在于所有事物当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有这样的生化运转规律。还需要指出的是，有时朱子也将 “小小元亨利贞” 叫作 “小四时”。在朱子看来，柳宗元认为封建由 “势” 造成有其合理性，只是某些问题说得不够全面，而后人对柳宗元的批评又嫌苛刻。在朱子看来，“封邦建国” 之制自古便有，圣人是依据 “自然之理势” 而封国的，这种行为是圣人公心的体现。圣人、先王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分封，并不是迫不得已或者出于私心的考虑，也不是像柳宗元所讲，圣人想要混一天下而不得，不得已采取了封建制。在朱子看来，圣人行封建所遵循的 “势” 是 “自然之理势”，而非 “不得已之势”。“损益” 问题与历史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它处理的是历史发展中的 “变” 与 “不变”，直接与历史的不同形势有关，尤其是关系到 “天理” 与作为具体历史情况的 “势” 的关系。朱子继承孔子所讲的 “损益” 说，这与他对 “古今异宜” 的强调有密切关系。朱子以 “枉尺直寻” 来概括功利学说，至少说明两点：首先，在朱子看来，功利学是以 “计利之心” 行事，而不是以 “道” 为动机，他们最终所追求的王霸之道可能与价值相剥离，是无本之行；其次，“枉尺直寻” 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终究无法 “直人”，无法对他人的行为进行纠正，这就涉及具体的实践行为的实践主体与行动效果之间的关系。“汤武革命” 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历史朝代更迭中的王朝合法性问题，即天命移转问题；其次是忠孝与革命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纽结在一起。天命之转换与忠孝原则何时被打破密切相关，而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建立新的忠孝秩序。同时，这两个问题也都各自附带其他一些问题，如天命之转换与对禅让和家天下的叙述有关，忠孝与革命关乎如何评价 “革命者”。“正统论” 作为中国史学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与阐释历史上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相关，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朱子本人也很重视正统问题，在他看来，《资治通鉴纲目》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正统”。“正统” 之名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即 “正” 代表的 “居正” 与 “统” 代表的 “一统”。在具体的 “正统” 判定上，还会关涉两者的优先性问题，尤其是后代在追溯正统时，往往围绕着二者的张力展开。居正与一统的张力，与如何对待政治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延续庆历新政而来，是对庆历之 “恨” 的弥补。朱子对熙宁变法与王安石的态度，学者多有研究，其中的细节也多有阐发。如果回到本书对朱子历史观的阐释构架上，其实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他的态度，即：势、利、学。朱子对于熙宁变法与王安石的基本观点乃承继二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