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中国历史被误解最深的改革家。无论在他的同时代或现代，“王安石变法” 呈现出的是一个急功近利、不切实际、不会用人、刚愎自用的理想改革者形象，回到历史细节中，王安石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千足金般的北宋经学家。《周官新义》是他诸多著作中最著名的一个，这部书承载了他托古改制的全部设计方案。上一个用《周官》托古改制的还是西汉末年的王莽，和王莽一样，王安石变法被普遍认为是北宋崩溃的重要责任源。所以，仅凭这一点，将王安石视作 “纯粹经学家” 绝对不存在歧义。自西汉文景之间重立五经博士始，经学家就是帝国政治的重要参与者。皇帝们需要经学提供完备的大一统皇权理论，而经学家需要实现孔圣人开创的 “礼乐教化”，因此，经学家既需要做学问阐发政治主张，许多时候还要自己撸起袖子干，这就为帝国政治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这本书很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大量王安石学说被立为宋神宗时期官学的历史细节。与史学家对历史的选择性剪裁不同，王安石建立新学过程的细节充分说明，一个成功改革家需要的自我修养，远远超出了学问所能涵盖的范畴 —— 同样是面对 “三冗”，范仲淹在遭遇失败后选择腿上沾泥式地治理地方，而王安石选择变成一柄凿子，妄图凿穿挡在面前的权力网。不得不说，王安石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也把自己变得与他想要改变的对象同频 (例如使用酷吏)，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用错了工具。首先就是《周官》，这本书本来有另一个妇孺皆知更响亮的名字《周礼》，但是讽刺的是这个大名是王莽亲笔更改的，于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细节的经学家和同僚们并不总是正面攻击变法本身，而是通过把《周官》攻击为 “伪经” 的方式来否定依此变法的合理性。其次是《周易》。虽然这部经典和春秋战国时名称未变，但是从晚唐五代以来，《周易》在陈抟手中已经发展成道教经书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宋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对陈抟及其弟子种放、张无梦的推崇，一举将《周易》使用场景由解释阴阳、三统、王化、《尚书》五行及派生出的《春秋》三传，改变为解释老子太虚、太极、性命、鬼神等内容的道学经典。因此，虽然王安石比较早地就完成了《周易》研究著作，却不得不迎接种放弟子邵雍、陈抟再传弟子周敦颐及其后学程颐程颢已经广泛流传的易理体系的碾压。身为经学家却遭遇道教易学的全面抵制对立，王安石的处境可想而知。至于王安石的其他经学学术著作，没有遭遇像《周礼》和《周易》方面的反对，但是，那些著作也很少为他提供变法的助推。通览 “荆公新学” 与其时代的高清细节，一个改革家的自我修养便充分暴露出来：变法改革必须学术先行，可以说，学术研究包含了变法的顶层设计。学术工具的选择，应该成为变法设计的助推而非阻力。无论《周礼》或《周易》都不能调用王安石最大的支持 —— 宋神宗手中皇权 —— 在普遍菲薄汉唐的宋潮之中，汉唐其实比周拥有更牢固的民间记忆，宋朝经学家作为后来者菲薄汉唐而普遍追求 “复三代 (夏商周)”，并不会比尊汉唐更省力气，因为辽五代的统治者们无不是汉唐世家或藩镇节度使的后裔。循序渐进而非揠苗助长，永远是改革的基本思想。张载虽然嘴上一直强调 “渐复三代”，但很少有人关注了那个 “渐” 字。锐意进取或许是个人的美德，却是改革家的敌人。这个道理，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