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是一门最能透出中西差异、最能彰显中国特色的学科。中国古人对天地间审美现象方方面面的欣赏以及对之进行的理论总结，有完全不低于西方人的思想高度，并有令人赞叹的独具之特点，显示了中国思想的特色和深邃，然而，这一特点却并没有从美学这一学科的角度呈现出来，因此，中国古代有文论、诗论、书品、画品，小说评点、戏曲评点、山水鉴赏、园林论说等，还有哲人、儒生、道人、释家以及各类人士关于美的言说，却没有一本用 “美” 命名的论著。也许正因为这一巨大差异，美学在中国学术体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先锋作用。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家同时也是思想大学的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刘师培，都把美学放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的重要位置，这四人都在美学原理和中国美学史上做了重要工作。在中国美学史学科的开创性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考》（1913）、《屈子之文学精神》（1906）、《红楼梦评议》（1904）等，刘师培的《论美术援地区而论》（1907）、《原戏》（1904）、《舞法起于祀神考》（1909）、《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9）等，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以美育代宗教》（1932）等，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和《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1922）、《屈原研究》（1922）、《陶渊明》（1923）、《情圣杜甫》（1922）等，实绩巨大。继之而来，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方东美、宗白华、邓以蛰等大家。方东美的《生命情调与美感》（1931）、《生命悲剧的二重奏》（1936）等，宗白华的《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1940）、《中国诗画里的空间意识》（1949）、《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1943）、《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等，邓以蛰的《画理探微》（1935～1942）、《六法通诠》（1941～1942）、《书法之欣赏》（1937～1944）等，在把中国美学研究推向深入的同时，极大地突出了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特点。20 世纪 50～70 年代，当大陆学人主要在为美学原理寻求美的本质基础之时，台湾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沿着方、宗、邓的方向继续前行。在台湾，有唐君毅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精神》（1954）、《中国文学与哲学》、《文学的宇宙与艺术的宇宙》（1975），徐复观的《中国文学精神》（1965）、《中国艺术精神》（1965）；钱穆的《中国文学讲演集》（1962）以及后来《现代中国学术》（1983）中的文学、艺术、音乐三章…… 海外华人中，叶维廉有《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等，高友工于 70 年代发表的系列论文：《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上）：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下）：经验材料意义与解释》《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试论中国艺术精神》《律诗的美学》《词体之美典》《中国之戏曲美曲》《中国戏曲美曲初论》（皆收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中）等这些研究，都是走在彰显中国美学特性的方向上。虽然中国美学史研究有辉煌的成就，但与美学原理相比，二者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这明显地体现在：美学原理的著作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从 1923 年吕澂《美学概论》始）就产生了出来，而中国美学史的通史著作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出现，相差约 60 年。考其原因，美学原理可以直接移植外域理论而成，而中国美学史却不能。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直到现在的美学原理著作，基本上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在中国走进世界现代化的主流而力争上游追赶世界先进的历程上，这一方式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但其巨大功绩，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低（这一点不是本文的主题，不在这里展开）。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始，学者们强烈地意识到，其有着与西方美学史以及西方型的美学原理不同的文化特性之后，进入这一特性越深，写出具有特性的中国美学史就越难。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美学史通史著作的终于出现，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而产生的美学热，以及美学热后面的巨大历史动向相关。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美学史虽然由此开始而一本本的写出来了，但在突出中国特性上，却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苏论争的背景下，中宣部组织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其中美学规划了三本：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持；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负责；中国美学史，由宗白华担任。前两本都较快地写了出来。而宗白华的 “中国美学史” 却只在课堂上讲过一个设想，后来以《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1979）长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