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的大动荡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的解体，更是社会的全面重组，东汉的清流陷入低谷，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的是军事主导的政权，军事主导的时代已经到来。政治秩序成为重组社会中唯一的秩序，名士共同体失去了知识人群体的力捧，也就失去了舆论的主宰，无法独立形成规范社会的号召力，从而只能在官僚群体中悄悄重建。长期的分裂与割据导致官僚群体同质化情况严重，继承色彩浓厚成为三国的共性。曹魏的颍川势力、孙吴的江东旧族、蜀汉的荆湘人士，在同一时期相互对立的三个政权中，都形成了稳定掌握权力且带有浓厚继承色彩的特定群体。伴随着统一的步伐，蜀汉的既得利益群体随政权陪葬，江东旧族也走向式微，不同的是曹魏的特定家族在经历魏晋革代的洗礼后重装上阵。他们并未仅仅停留在追求政治权力的层面，反而依据权力装扮后形成了新的名士群体，家族的概念伴随着官僚群体也渗透到新建的士林中，这就形成了现代史学中 “士族社会” 的概念。整个魏晋南朝，政治话语一直臣服于严重官僚化的名士话语，名士的递补也逐步关闭了下层人士进入的大门，知识人群体的凝固与更新的停滞，使得它显得既脆弱又异常顽固，东晋南朝虽然政变频繁，建康的士人社会一直屹立不倒，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知识人群体的极度自我认同及在话语上的优势，导致政治话语难以展开，整个魏晋南北朝所体现的往往是依赖军事为基础的政权臣服于既有的社会观念，无法实现对社会的规范与重组，其所求不过是加入这一群体而已。或许改变这一形势的唯一途径是完成统一，对知识人群体进行全面调整，颠覆其固有的体系。此后，隋唐正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科举制的建立与扩招，印刷术导致的知识大爆炸与平民化，使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知识人群体的结构在这一背景下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国家的观念在此过程中得以重建，科举逐步得到全面认同，政治重新树立主导地位。但这种引虎驱狼的方式留下的弊端显而易见，知识人群体空前扩大，短暂的阵痛后，迎来的必然是稳定与沉淀，科举制实现了国家观念的主导，士大夫社会的形成也随之产生，清流来得虽然远不及东汉时期迅猛，却稳定地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帝制与社会在不一致的步调下互相冲击，寻找着妥协的平衡点。

了解魏晋代际很好的一本入门书。黄巾起义后造就的局面迫使各大诸侯必须靠武力生存，军权成了政权生存的基础，同时也必须通过与大族合作来稳固根基，进而形成了霸府政治的土壤，更为两朝禅代创造了条件。而西晋在短暂统一过程中，武帝为何在有其他儿子的情况下力保明显不胜任的嫡长子，是出于维护礼法？作者告诉我们绝非如此。而武帝吸取曹魏教训大封宗王，这又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各个群体和利益集团当时又作何选择？东晋和蜀汉作为寄寓政权的特点又是什么？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能为读者门提供有益的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