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 [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双子杀手] 这三部电影放在一起比对，你会发现电影尺寸上的一些微妙变化。[爱尔兰人] 的导演是被称为好莱坞四杰之一的马丁・斯科塞斯，如果把他 1967 年的处女作 [谁在敲我的门] 作为线索的起点，到 2019 年这部 [爱尔兰人] 划为终点，马丁・斯科塞斯的作品，可以连接成一部当代社会的断代史。在他的镜头里，审慎地盛满了道义和欲望的正面碰撞，也在这种碰撞的喘息之余，穿插了他对人类社会那些古老顽症现代化变异后的微观。马丁一直在讲述黑帮，在这种人类社会边缘形态的崛起和衰落过程里，他认出了风暴。现在，这个认出了风暴的人，也在风暴的旋涡里，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的出口，甚至是代言。[好莱坞往事] 的导演是昆汀・塔伦蒂诺，自从 1992 年导演了处女作电影 [落水狗] 以来，昆汀个人就和他的电影一起站立，成为当代电影一个榜样，他以下犯上的电影风格和他录像厅小子的出身，构成了当代电影史上一起持续至今的文化现象。人们没有理由不为一种草根的崛起，并最终得以登堂入室而欢呼，也有足够的激情在昆汀的经历与自身的渴求之间，找到可能重合的轨迹。可是从 1992 到 2020 这 28 年来，“昆汀牌” 电影在主流与边缘之间，仍没有找到一个形状完全契合的位置。昆汀电影的草根性，更像是一种影像艺术走到某一阶段后的心血来潮，而不是社会发展到一个历史节点后的集体诉求。昆汀个人成为美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符号，但昆汀的电影仍然悬挂在美国电影主流工业文化的边缘。[双子杀手] 是导演李安的第 14 部电影，和上一部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一样，在技术和艺术这两颗红蓝药丸之间，他选择了技术。作为一个身处好莱坞的亚裔导演，李安凭借作品的艺术性，改写过好莱坞主流文化认知的既定格局，无论是浸泡在绝对东方语境里的 [喜宴]，还是站在西方文学历史背景下的 [理智与情感]，都让观众看到了一种更接近于人本能的呈现。人们终于发现，电影的文化性恰恰在于打破文化公式。现在，李安的突破走进了一个对角巷里，他的电影飘荡在改写电影表现方法的万丈豪气和陷入自我认知窄巷的匹夫之勇中间，等待时间做出最终的判决。马丁・斯科塞斯、昆汀・塔伦蒂诺和李安，其实构成了世界最主流电影工业话语权的三股势力，这三种势力所代表的分别是主流话语权的三种构成成分，小众文化、边缘地位和非强势的肤色。在并没有太大起伏的革命微澜里，这三种势力的攻防，保证了好莱坞澎湃不息的活力。2019 年，三位创作者同时在自己最新作品里使用了减龄技术，李安更是向前走了一大步，使用了 CG 再造。于是，我们看到，三位最擅长塑造人物的电影作者，分别塑造出三个他们迄今为止最为僵硬的男主角。三部作品都在讲述过去，但三位主人公无一不卡顿在现在和过去的缝隙里，失去了一种作为人的本体所需要的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时间性。他们已经无法代表所身处时代了，因为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他们不都失去了一个人物所需的最重要的东西，即独属于那个时间段里的自由。三位作者都曾经以一种对边缘姿态的书写而跻身于主流，如今也因为对主流的迎合而可能被再次挤压到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