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二战结束已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么多年来，人们当然无法忘记核爆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关于事件的后续报道也多而且多，几乎都以记实方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人们总是认为诚实的记录和理性的反思才是最好的面对方式，德国思想家泰奥多・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 但文学，这门古老的，也可以说是永恒地关怀着人类终极苦痛的技艺，是否真的不再有用武之地了？杜拉斯于 1959 年写就的《广岛之恋》剧本，也许可用作拿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经典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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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之恋》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且发生在战后的和平年代，这与揭示战争似乎没什么关系，但杜拉斯却极有把握地断言：只有在广岛（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地方）这片领地里，人类普遍所共有的情欲、爱情和不幸等主题，才能浮现在一片无情的光辉之下。而她要表达的，正是这绝无仅有的无情，或更确切地说，是被伤害的疼痛及不可治愈。书里的这位法国女子早年在法国内韦尔小城与一名德国士兵相爱，他们在内韦尔小城树林中的暗室里躲藏幽会，法国解放那天德国士兵被击毙，死在爱人怀中，女子也因遭怀疑为通敌间谍而被剃光了头发幽禁在地下室。她疯了，直到广岛核爆预示着二战最终的胜利，才被放出来，去了巴黎。女子被战争所伤，被爱情所伤，被道德的合理性所伤，为世人弃绝发了疯。这毁灭性的伤害表面上随着象征法国胜利的马赛曲而被抚平了，剃光的头发留了起来，女子后来还成为演员，有了婚姻和孩子，看似早已从战争与其衍生的种种外部暴力和失去爱人的痛苦中走了出来。但她真的走出来了吗？当她来到广岛，一个日本男人的出现重新唤起她关于内韦尔的所有痛苦记忆。广岛核爆那日正是她脱离幽闭之时，当一种建立在表象之上的希望重叠着另一个城市（及其作为个体的公民）正遭受的伤害时，暴力以不断变化又不离其中的方式持续地蔓延着。往日的疼痛唤起了女子的爱，可她去无法将这爱落实在一个新的情人身上，双方俱有家庭的现实身份让她惧怕道德的谴责，而重拾的爱的能力又让她的内心充满自责：为什么生活还在向前？欲望还能更新？这自责本身就是对痛苦的不断确认和追缅，记忆无从忘却，伤害亦无法摆脱。作品的最后，女子对她的日本情人说：“你就是广岛。” 情人回应她：” 你就是内韦尔，法国的内韦尔。” 杜拉斯似乎是在借此暗示我们，这绝不仅仅是两个个体相爱的故事，内韦尔和广岛是创伤的象征，战争和爱情在这两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地名中得以彼此呼应，形成同构关系。而创伤，无论是爱情还是战争带来的，都将是延续的，关联的，不可愈的，暴力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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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创伤的不可愈，杜拉斯欲进一步表现出一种永恒的反叛，用伤痕反叛伤口的愈合，用疼痛抵御遗忘。让一个法国女孩爱上属于国家敌人的男孩，这本身即是叛逆，加之后来她又与战败国的日本男人相爱，那更是对这叛逆的一味追认和加强。记得电影里有一组镜头，是女子所在的法国摄制组要在广岛取景拍摄一段日本当地组织纪念核爆的镜头，那些穿着和服和校服的游行者举着大幅宣传标语和照片走过广场。广岛作为 一个被核武器重创的城市，它直接的恐怖和血腥纷纷进入人们的视线，但就在此时，男女主角被游行队伍冲到了一边，他们离开了，并回到住所尽情做爱。杜拉斯曾就此作出解释：“写作《广岛之恋》的主要目的，即摒弃以恐怖描写恐怖，而代之以将这种恐怖纳入爱情之中，使之从灰烬中复活。这种爱情肯定别具一格，令人赞叹。比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城市，任何一个不是死亡所把存下来的地方，更能使人信服。” 也就是说，杜拉斯要表现的，是建立在死亡之上的爱情，或说用爱欲来呼应死亡，确认死亡的存在。爱情有时和死亡一样，也是暴力的直接结果，所以用爱情确认暴力的普遍存在，即是反叛试图掩盖它的正义力量。杜拉斯是一个左派的作家，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左派知识分子在西方世界里最经常做的事，就是反叛和重构某个事物或观念的合理性，而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杜拉斯创作《广岛之恋》的内在动因。控诉战争，并非是为了识别它的正义与否，而是控诉它普遍存在的暴力，正义有时非但不能压制暴力，反而可能成为它的帮凶，所以与其追求正义，不如牢记痛苦，牢记内韦尔和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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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从未间断，但受伤也能使人产生另一种力量，体验生命更真切的存在。存在的终极价值，自然是杜拉斯最关注的命题，广岛核爆发生后，其反思和纪念的活动蔓延至今，但或许唯有文学，才能从作为个体的人出发，穿透生命无限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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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此文发表于《文艺报》，是去年的事了。当时为《文艺报》的小栏目写了一些小文章，这是其中一篇，署名：陈嫣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