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王安石与宋神宗》。王安石一身而兼三型：既是一流的文学家，又是一流的学问家，更是一流的政治家。如此人物，数百年方得一见。我们可以将古代士大夫分成三个类型：文人型、学者型、事功型。若能在其中一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便已经是青史留名的文学家，或学问家，或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大致来说，苏轼是一流的诗人、文学家，但学术、事功略逊；司马光是一流的学问家，但在文学、事功方面则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王韶是一流的军事家，但文学与学术方面并不出色。那王安石呢？他一身而兼三型：既是一流的文学家，又是一流的学问家，更是一流的政治家。如此人物，数百年方得一见。王安石曾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从某个角度来看，仁宗之政与神宗之法确实是相反的。仁宗倾向于无为而治，神宗则欲大有为。“嘉祐之治” 也是作为一个反对 “熙丰变法” 的旗号在元祐年间被保守派士大夫树立起来的。“嘉祐” 与 “熙丰” 分别代表了宋朝士大夫两种不同的施政主张、方针、路线。宋人在议政时，也常以 “嘉祐”“熙丰” 指代两个派系的不同政见，比如南宋人刘实甫将 “熙丰之急政” 与 “嘉祐之缓势” 对举。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评价王安石变法的短文，题目叫《王安石变戏法》，将 “变法” 比喻为 “变戏法”，主要是想讽刺王安石的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思想：“司马光一眼就看透王安石的变法说破了就是变戏法：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但实际上，十年前，我对王安石变法并无研究，之所以批判变法，只是因为读过一点自由经济学的粗浅理论，习惯于以论证史，而不是以史证论。在重新发现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荆公故里 —— 江西抚州的乡贤万剑先生，他并非学术圈中人，但对王安石变法的史料掌握得非常扎实。我们有过争论，他预言我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将会扭转 —— 从反对转为赞成。他说对了。这个李士宁是活跃于宋仁宗至宋神宗朝的术士，目不识丁，但自称学过道术，好作谶语，且往往应验，似有未卜先知之能。他周游于四方及京师，时常出入于权贵之门，司马光认为他是 “专以妖妄惑人” 的江湖骗子，不过欧阳修、蔡襄、王安石、苏轼等人都与他有交往。三十多年后，李士宁被牵扯进一起谋反案，差点给王安石惹来大麻烦。王安石的好友、时任谏官的司马光连续进呈札子，请仁宗 “早定继嗣”，极言 “国家至大至急之务，莫先于此”。宰相韩琦也借着给仁宗讲解历史典故之机，劝说皇帝立嗣。尽管仁宗皇帝万般不愿，一心想再生个儿子，但最终未能如愿，只得依大臣之议，从宗室子弟中选一位立为继嗣。正是这个时候，赵顼听说了王安石的大名与学问 —— 他的老师韩维在颍王府讲解儒家经义，十分精到，常让赵顼击节叫好，但韩维谦逊地说：“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 因为这个缘故，尽管此时王安石远在江宁府讲学，与皇子素未谋面，但赵顼对王安石却是久仰大名，追慕已久。神宗只能将彭思永与蒋之奇贬出朝廷，算是给欧阳修一个交代。治平四年三月，彭思永罢御史中丞，出知黄州；蒋之奇免去御史之职，监道州酒税。神宗又赐手诏宽慰欧阳修：“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数批出，诘其所从来，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力要辩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 虽然皇帝以手诏挽留欧阳修，但御史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言犹不已”，抗议皇帝袒护执政官、贬谪言官。被卷入舆论风暴中心的欧阳修也一再上表请辞，不愿意再当参知政事。神宗留他不住，只好批准辞呈，让欧阳修出知亳州，次年改知青州。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宋王朝与金国密谋联合灭辽之策，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北方，征服西夏是指日可待的。从种谔谋取横山，到王韶议复河湟，一幅经略西北、征服西夏的蓝图，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眼前徐徐展开，越来越清晰。神宗原来打算先听王安石讲学，从容除拜，后来急着擢王安石入权力中枢，另有原因。在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后，神宗对他说了实情：“富弼、曾公亮与卿协力，弼闻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须勿为嫌疑。朕亦欲从容除拜，觉近日人情于卿极有欲造事倾摇者，故急欲卿就职。朕尝以吕诲为忠直，近亦毁卿；赵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进用。朕问曾公亮，亦云：‘诚有此。’卿且与朕力变此风。” 神宗所说的 “近日人情于卿极有欲造事倾摇者”，究竟是指什么事呢？当指阿云案之争中司法官、台谏官对王安石的攻讦。王安石提出过一个庞大的科举制度改革计划 —— 逐渐恢复以学校取士的古制，废止科举考试，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过渡，宜先废罢诗赋考试，以经义、策论为考试科目，并停止明经诸科，只保留进士一科。这便是学校贡举法。不过，神宗对此颇有疑虑，所以于四月下诏，召两制、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详议。参与集议的士大夫大多赞成王安石的意见，至少都认为以诗赋取士并不是什么好办法，比如吕公著说：“上之取士者，将以治事而长民，而所以取之者，乃不过试之以辞章、记诵之学，盖亦乖矣！今诚不能革苟且之弊，兴废绝之法，而望贤才之加多，风俗之渐变，终亦不可得也。故臣窃以谓贡举之弊不可不革，而学校之制所宜渐复。” 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人对科举考试科目的不同偏好，倒可以看他们的确是不同类型的士大夫。王安石主张以策论选拔士子，表明他更看重候选官员的行政能力；司马光要求重点考查士子的德行，显示他是一名忠诚的道德主义者；苏轼坚持以诗赋取士，恰恰是文人意识的自然流露。神宗问：“何以助朕？” 苏轼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神宗 “悚然听受”，对苏轼说：“卿三言，朕当详思之。” 均输法的要略是：赋予发运使更大的自主权，并给予采购上供物资的专项资金，京师各部门预算、实际收支、所需物资、江淮六路物价等信息及时汇总报告发运使，这样，发运使可根据实际需要，从便采购、变易。采购、变易的原则是 “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即在物价低贱时，就近蓄买；物价高昂时，则将不急用的储备物资变卖。韩琦闻知司马光坚持不接受枢密副使的任命，便给枢密使文彦博写信，请他劝说司马光：“主上倚重膺之，庶几行道，道不行，然后去之可也。” 文彦博将韩琦书信交给司马光，司马光正色说：“古今为此名利所诱，亏坏名节者不少矣。” 文彦博只好回复韩琦：“君实作事，今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王安石说：“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谓之巧为辩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辩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言巧为辩说，而不见辩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 神宗感慨：“上下纷纷何至此？” 王安石：“陛下作法，宰相摇之于上，御史中丞摇之于下，方镇摇之于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御侮之臣，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 在未获日本天皇批准的情况下，成寻之所以能私渡茫茫大海来到中国，这得益于宋日之间繁忙的民间商贸往来，乘搭宋朝商船渡海并不困难；成寻识汉字，却不会讲中国话，之所以在异国他乡能顺利地与官府打交道，与宋人交流，也离不开一位名叫陈咏的宋朝海商的协助。陈咏，明州商人，多次赴日本经商。治平二年，他在日本做买卖时认识了成寻。熙宁二年，陈咏从日本贩运硫黄至杭州货卖，自此在苏州、杭州两地往返做生意。成寻一行到达明州后，没有直接向明州官府提交申文，而是辗转前往杭州，可能是与陈咏约好了在杭州会合。市易务作为一个交易平台，其运作方式是：凡客商（卖方）贩运货物到京师，可前往市易务投卖；然后，由市易务召加盟的铺商（买方）前来看货，铺商若看中某种货物，即可向市易务借支现金买货，而不用先投入本钱，半年或一年后再将本息还给市易务，半年的利息 10%，一年的利息 20%。客商与铺商若选择在市易务这个平台上交易，则三方都可得利：客商可以立即收到现款（由市易务代付），而避免被拖欠；铺商可以无本赊买货物（由市易务代付），但需向市易务支付利息；市易务可获得利息收入。今天电商平台的营运模式，走的不就是当年王安石设市易务的思路？一家电商平台就如一个市易务，吸引网店（卖方）与消费者（买方）来交易，消费者在这里购物，可以选择信用支付，即由平台垫付购物款，待收货后再偿还给平台，当然，平台可能会收取手续费（或曰利息）。整个运行模式跟宋朝的市易务是一样的。市易司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官营商业组织，内部分成几个系统：汇兑系统、赊卖系统、借贷系统、贩易系统、和买系统、征税系统、理欠系统、簿籍会计系统；拥有资产 1500 万贯（约占财政岁入的 1/6，不含榷货务的资产）；其分支机构（包括设于沿边与商业重镇的地方市易司、设于各州县市镇的抵当所和抵当局）遍布天下；所涉业务非常广泛，包括一般贸易、禁榷品贸易、边境贸易、长途贩易、舶来品收购、坑冶开发、政府购买、市例钱与免行钱征收、有息存款、抵押贷款，等等。梁启超认为，“市易务实一银行也”，“青苗与市易二法，皆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市易则商业银行之性质也”。马寅初则将市易法类比为 “性质与今日之工商银行同” 的金融组织，“同时亦为货物之流通机关”。应该说，马寅初的概括更准确一些，因为在市易法的整个组织构架中，与商业银行接近的只是都提举市易司辖下的市易抵当所。王安石行市易法的目的有二，一是抑兼并，削弱大商人对市场的操控能力，同时为中小商人提供支持；二是分商人之利，增加财政收入。后世批评王安石市易法的学者多认为，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政府可以完成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无法同时达成两个。可王安石不这么认为。他相信通过政府 “看得见的手”，可以在限制兼并的同时，“取余息以给公上”。不管王安石能不能达成他的目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市易法的两个目标都会招致强烈的反对意见 —— 前者触犯了权贵的利益，后者挑战了士大夫的正统观念。北宋政治生态的恶化，不是始于变法派卷土重来的绍圣 —— 崇宁时期，也不是始于开始变法的熙宁 —— 元丰时期，而是始于保守派复辟的所谓 “元祐更化”。元祐四年，蔡确被押往岭峤，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对元祐党人来说，他们开辟的何尝不是自己的不归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1. 书中有过多的引用原文，好处就是非常的严谨，坏处就是读起来不是很顺畅。对于很多读者来讲，我们看的只是故事，至于有多严谨那是做着自己的事情。2. 人类群星汇集，一个看似几乎接近完美的团队，结果还是失败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对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