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帮助人类认识自然的力量，因此，人就在根本上有可能趋利避害，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通过科学之运用去改善生存条件，正表明了自然科学与人类命运之关联。正是这一关联才使科学研究事业在人类文明中占据伟大的地位。在盲目的自然力的统治下遭逢灾难的人类不应该听任灾难的摆布，把自己宝贵的理性只用于构造关于天国之幸福的幻想，而应该将理性用于对自然所做的实验，用于加工感官所提供的材料，由此做出关于自然的知识，凭借这种知识去制驭自然力量，战胜各种灾难。这就是培根提出 “知识就是力量” 这一口号的真正要义，它指出了人类理性的正当用途，并且引出了标志近代西方基本精神的关于知识之进展导向人类无限进步的观念。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本质意味着，人若与自然发生人的关系（劳动），其中就必定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单个人与自身的人类本质的关系。从这一简单而又深刻的原理当中便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洞见：人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存在，乃由于劳动；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能动关系，同时也就是单个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能动关系；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不是人的共同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类方式。这种类方式在改变自然的同时创设了人的社会存在，创设了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将真理理解为普遍理性的自我认识过程，而马克思则把真理理解为人在历史实践中的自我创造过程。这一差别是马克思真正战胜绝对唯心主义的地方，是使马克思成为一个不朽的思想家的基本因素。尼采在《欢乐的智慧》中借用一个在集市上的疯子之口喊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上帝死了！” 是谁杀死了上帝？尼采解释说，是人自己，因为人无法容忍有谁窥视自己最丑陋的一面，而上帝正是用巨大的犯罪感把人的本能意志窥视为最丑陋的东西。人的力量意志驱动他力图把自己抬高到上帝的地位，因此不能忍受自己始终作为有罪的生物的这种可怜的处境。“罗素悖论”，可以最简要地表述为：如果它（上述的类）是自身的一个分子，它就不是自身的一个分子；如果它不是自身的一个分子，它就是自身的一个分子。这个悖论类似于古代有名的 “说谎者悖论”：如果一个人做这样一个陈述 “我在说谎”，那么，他是在说谎呢还是没在说谎？如果他在说谎，那么他在说真话；如果他没在说谎，那么他却在说谎。由于罗素的不懈努力，他终于以 “类型论” 的方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类型论的要点是：那些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绝不能是那个总体之中的分子；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和不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区分开来。一旦做出这种严格的区分，先前遇到的矛盾也就能够被解决了。确实，罗素的类型论不仅有效地捍卫了关于数学知识的新的解释方案，而且被公认为是他对于逻辑学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逻辑原子主义的要点有二：第一，哲学家应该研究逻辑，而避免心理学；第二，作为与世界相对应的思想，其基本的单位不是观念，而是命题。因此，罗素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哲学思考的 “最高公理” 是：只要可能，就应当用逻辑构造来代替实体推论。“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虽然简单但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

本书所选的哲学家，在西方思想发展历程中都有 “时代界标” 之地位。所谓界标，指的是在一条道路上的承前启后的转折点。思想发展之总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展开，而是连续性的中断，即变革。但变革不是过去思想的消失，而是使过去的思想在一种新的形态中获得新的生命，以理解和应答时代课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并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做出当代的自我阐明。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

有很多长句子读起来很费劲，可能是出于某些原因对某思想家的评价过于舔狗而显得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