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你的数学：某桩轶事并不是一种趋势。记住你的历史：今天发生糟糕的事情并不意味着过去更好。记住你的哲学：人们不能推理出世上不存在理性，也不能推理出，因为上帝这样认为，某件事物就是真实的或好的。记住你的心理：我们所知的许多东西并非其本来样貌，特别是当我们的同伴也有同样的认知时。人类与死亡进行了无数个世纪的搏斗，这场战役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在我看来，最佳的预测是 “斯坦定律”（Stein's Law）：“如果事情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它就会停下来。”—— 再加上 “戴维斯推论”（Davies's Corollary）作为修正：“或许事情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它持续的里程却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1955 年 4 月 12 日，一个研究小组宣布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可靠。你的头脑中是否出现过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这个名字？卡尔是谁？仅仅他一个人，就因为发现血型而拯救了几十亿条生命。18 世纪早期，法国的人均膳食能量摄入值与 1965 年的卢旺达相当，而卢旺达是那一年世界上居民营养不良最严重的国家。正如喜剧演员克里斯・罗克（Chris Rock）的观察，“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 —— 穷人反而肥胖” 如果农业生产效率保持在 50 年前的水平，而要求与现在同等数量的粮食，那么我们需要开垦一块大小为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加起来一样大的土地。斯蒂芬・拉德列特和其他发展专家指出了人类脱贫致富的几个原因。首先是领导力。其次是冷战的结束。再次是全球化，特别是全球贸易的激增。最后一个因素，也是许多分析中认为对 “大会合” 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科学和技术。拉德列特观察到：“虽然在工厂做工常被称为出卖血汗，但这往往比在田里当按日计酬的农工要好，那可是所有‘血汗工厂’的鼻祖。” 学术圈有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院长在主持教职员工会议，此时一个精灵出现，答应院长可以从金钱、名誉或智慧三个愿望中选择一个来实现。院长回答说：“这很简单。我是个学者，我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当然要选择智慧。” 精灵一挥手，消失在一阵烟雾中。烟散了以后，大家看到院长双手捧头，陷入了沉思。1 分钟过去了，10 分钟、15 分钟过去了。最后，一位教授忍不住问道：“怎么样？嗯？” 院长喃喃地说：“我应该拿钱的。” 事实上，富裕但是贫富差距明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拥有比相对贫穷但是平等的国家更健康完满的社会发展环境。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假说，他认为国家的富裕程度与财富分配的均等程度呈负相关，因为国家发展让一部分人脱离了农业生产，当这部分人有机会从事薪酬更高的工作时，其他人的境遇不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是最终潮升船起。当现代化进程取得的经济成果渐渐惠及所有的居民时，贫富差距理应缩小，它的整体走势犹如一个倒置的字母 “U”。贫富差距的大小随时间改变的这种理论趋势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提出了 “导致社会经济秩序大洗牌的‘天启四骑士’”：全民动员的战争冲突、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运动、国家政权倾覆，以及致命流行病。世界末日的预言第一种末世 “预言” 是 “人口爆炸”。世界人口增长率在 1962 年达到每年 2.1% 的峰值，2010 年下降到 1.2%，到 2050 年可能要降到 0.5% 以下，到 2070 年左右则接近零。第二种末世 “预言”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恐慌：世界上的资源将会耗尽。事实上，今天的大多数金属和矿物都比 1960 年更便宜。事实上，当主要稀土供应国削减稀土出口量时，其他国家开始从自己的矿中开采稀土，从工业废料中回收稀土，并对产品进行再设计，使产品不再需要稀土。“当世界转向煤炭时，大量的木材和干草仍有待开发利用。当煤炭储备依然充足时，石油已开始崛起。现在，石油资源依然丰富，而甲烷（天然气）的使用量已开始增加。” 米勒认为，民主的基础是赋予人民抱怨的自由：“所谓民主，就是在人民同意不以暴力手段取代政权的同时，政权允许他们以任何其他方式替代自身的制度。” 他解释这种制度实际运作的方式是：如果人民有权抱怨、信访、组织集会、游行抗议、公开演讲、罢工、以移民或离境相要挟、大声疾呼、刊印文字、向境外转移资产、自由表达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在后门软磨硬泡，政府就会不得不应对发声者的诉求和说客的胡搅蛮缠。换句话说，政府只能选择对问题进行作为 —— 更关注民生，无论政府是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在 20 世纪之前，西班牙的经济一直在西方国家中吊车尾，虽然西班牙国内学府众多、崇学之气蔚然成风，但是它的教育牢牢掌握在天主教会手中，所以 “大批大批的儿童只能接受宗教信念、教义问答的口头授课，外加寥寥可数的手工技能课…… 科学、数学、政治经济学，或者正史，除了训练有素的神学家，没有人能学懂和接受这些课的内容”。宗教势力的干预同样被指责是拖累今天阿拉伯世界经济的罪魁祸首。弗林的发现也让人们担心社会上会出现这样的想法：一个在 1910 年智力水平属于中游的人如果通过一台时光机穿梭到了现在，那么就会在如今的智商评判标准下沦为智力水平低下者，而如果当今世界资质平平的普通人能够回到爱德华时代，出现在穿戴华美、须发整洁的王公贵族们面前，他们的智商也可以轻松超越那个时代 98% 的人。“快乐水车”（Hedonic Freadmill）理论认为，人们会逐渐习惯他们拥有的财富，就像眼睛会适应和习惯亮暗更替一样，然后迅速将财富变化引起的感受消除，并回到一个与遗传有关的基准线上。同一个国家里的富人会更幸福，而富裕国家的国民幸福感要相对更高，当一个国家变得比以前富裕时，它的国民也会变得比以前更幸福。也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究会变得更幸福。一个国家的自杀率可以因为方便自杀的手段出现而飙升，也可以因为这种手段被禁止而暴跌。“心理健康的悖论”：心理问题在富裕的西方国家被过度医疗化和过度治疗，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对其缺乏重视，疏于治疗。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总结道，独裁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是经济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较弱的失败者。男性、有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较低、属于多数族裔的投票者 “感觉到自己已成为国家主流价值观的陌生人，自己已经被无法参与的文化变化的进步潮流甩在后面…… 阿曼达・马科特（Amanda Marcotte）所言：“显然，这些人有足够的能力穿上衣服，认识足够的字，能知道集会地点在哪里，还能准时到场，但不知为何，他们总是接连不断地去相信那些疯疯癫癫、漏洞百出的谎言。如果某人不是陷入了癫狂状态，怎么可能会去相信这些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些人在彼此分享 “蓝色的谎言”。“白色的谎言” 是从听者角度出发的，是为了照顾听者情绪和利益而说的谎言。“蓝色的谎言”，则是从一个核心团体的利益角度出发而说的谎言，最初起源于一群警察。为了令公共话语变得更加理性，问题应该尽可能地去政治化。实验显示，当人们听到某个新政策时，如福利改革政策，如果是由他们本身的政党所提出，就会予以支持，如果由另一个政党提出，就会予以反对。与此同时，人们还深信，自己是对该项政策的客观价值做出反应。政治科学家埃丽卡・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收集了 1900—2006 年遍及世界各地的政治抵抗运动的数据，发现 3/4 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获得了成功，而只有 1/3 的暴力反抗获得了成功。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数据，那么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

在新千年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出版一本探讨人类进步及其原因的书，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领导美国的人将当前社会描述得一片漆黑：“母亲和孩子正陷于贫困之中…… 年轻漂亮的学生被教育系统剥夺了本该习得的知识…… 犯罪团伙和毒品夺走了许多生命。”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愈演愈烈的 “全面战争”，而这场噩梦的罪魁祸首，是所谓的 “全球权力结构”，它侵蚀了 “基督教内在的精神基础和道德基础”。我将用本书证明，这种对世界状况的悲观看法是错误的，而且是大错，错得离谱，错得不能再错。但本书针对的不是美国第 45 任总统以及他的顾问团队。早在特朗普宣布参选总统的几年前，我就已经在构思这本书，而且我希望它的生命能比特朗普的任期更长一些。事实上，促成特朗普顺利当选的一些思想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中非常流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些思想包括：对世界发展道路悲观失望、对现代制度冷嘲热讽等。

从客观数据上看，人类变得更健康，更富有，更有知识，更安全，这个世界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好。「可得性偏差」、「忘恩之罪」、「乐观的豁裂」，这三种心理机制共同作用，让我们每天看到更多的负面新闻，回顾历史时也更容易想起战争和伤痛，忘记人类取得的成就。这样，我们确实容易被误导，忽略客观数据，反而相信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