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见证了大量成文宪法的涌现，这一现象通常被政治和法律学者作为研究主题，并往往被归为一国之内政治革命的影响。琳达・科利的《战争、法律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对此提出了不同解释。作者的专长为英国史、帝国史、1700 年后的全球史，这使她关注到近代以来战争频发与全球范围内制定宪法文件之间存在的联系。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兴起 “新军事史” 将战争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探索军事领域的变化对社会生活领域产生的影响。政治学家也注意到，传统国家为了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所言，国家造就战争，而战争往往反过来造就、强化（也毁灭）国家。作者对现代成文宪法这一政治技术上的新举措和变革的理解，也是基于这一宏观背景。作者认为，到 18 世纪中叶，世界各地大规模战争的地理范围，以及由此而来对人员、金钱和武器的要求，较以往急剧扩大。书中相关论述明显吸收了新军事史的成果，没有局限于西方中心论，而是意识到战争地理范围扩大这一现象在亚洲同样存在，如清中期对西北用兵时，清军行军距离甚至超过了拿破仑的 1812 年远征。但作者强调，西方列强较为特殊之处在于海陆同时作战的 “混合战争” 模式，而建设海军对金钱和物资的需求极大。随着混合战争持续升级，西方列强建造了更多军舰，并招募了规模数量更多的陆军，这也使它们面临着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制度冲击。作者指出，欧洲的一些实行开明专制的君主已经在尝试新的政治宣传技术，如叶卡捷琳娜大帝颁发的《圣谕》、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制定的普鲁士邦法等，通过这些自上而下颁发的法律文本，统治者们力图加强团结和政治共同体意识，并更好地加强战备。到 18 世纪中叶，七年战争令无论战胜者还是战败者都筋疲力尽，最终引发了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独立浪潮。这些新政权选择颁布成文宪法，作为重新组织政府、宣称国家疆域、宣告和主张其国内国际地位的手段。对各国政府来说，宪法成为合法化自身的手段，宪法文本能够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证明不断扩张的财政需求和人力需求的合理性。在这方面，作者强调了这些新宪法中与战争关联的内容，如《联邦党人文集》作为讨论美国新宪政的重要文本，在前 10 篇文章中，有 9 篇是聚焦于武装力量带来的威胁和约束，后续还有内容担心美国可能要应对外来入侵。而费城的绝大多数制宪者身上都有战争的印记。同样，毫不奇怪，在赋予公民权利的同时，这些新宪法往往也规定了服兵役的义务。如拿破仑在意大利、德意志等地实施的宪政计划，在实行民主的同时，也着眼于征税和军事动员。而作为一个反例，在 18 世纪 50 年代直到 19 世纪初受到战争冲击相对不大，社会总体没有经历剧烈转型的英国就始终没有颁布成文宪法。作者还指出了帝国在宪法传播和扩散中所起的作用。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后发的美国等都在 19 世纪建立了帝国，为了合法化其统治，它们都在自己占据的领土上试验过成文宪法。但在这种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宪法往往起到的是排除和边缘化土著居民的作用，并推进白人殖民者的利益。无论是在美国西部、还是太平洋诸岛，无不如此。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世界上主要列强都是君主国，作者因此认为宪法与君主制并非不相容。 但这里似乎忽视了战争与内政的关联。实际上，书中也讲到，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统治者不得不尽可能动员人力，而一定程度上，宪法就成了纸面交易，男性国民可以得到某些权利，作为接受更高税负和征兵制度的补偿。但广泛动员起来的平民军队最终势必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当人们为战争而死伤或是忍饥挨饿时，都会引发对权力结构的批评，从而影响到国内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欧洲战争发展到 19 世纪下半叶的总体战阶段，民主制度也就成为了必然。实际上，获取民主权利往往伴随着军事义务。如美国南北战争中，有色人种参军服役往往伴随着获得公民权利。同样，恰恰是在规模宏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被动员参战，女性承担了后方生产的重任甚至也被征召入伍，这也引发了她们应获得积极公民身份的呼吁。因此，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宪法与欧洲君主制的相容，如果用书中观点来解释，恰恰是 19 世纪长期不列颠和平的结果。结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空前规模的战争爆发后，就造成了欧洲诸多古老帝国的垮台，而相对来说，较为民主的英法等国则总体上维持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