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是儒家美育思想的核心，是用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善意去对待他人的感情。它最初是指家族亲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亲相爱。孔子将其推而广之，提出了 “仁者，爱人” 的思想，把家族亲人之间的爱推而广之，成为一种面向全社会、全人类的博爱之情，以仁爱为基础的儒家美育思想也随之产生。清代湖南文化家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的治家、治学思想都遵从儒家思想，在家庭美育中也追求和践行以仁爱为核心的人伦美。曾国藩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在对弟弟进行人伦美育时，也时时渗透着仁爱的思想。他在《致澄弟沅弟季弟》信中写道：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在曾国藩看来，学问不仅存在于书本之中，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家庭日用之中。以仁慈、孝悌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学问。曾氏希望弟弟们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践行孝悌，推行仁爱，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和友爱的人伦关系。左宗棠教子严格，时时以忠厚孝义的仁爱思想对儿子进行家庭人伦美育。他长期游宦在外，工作繁忙，但是对儿子的教育却毫不松懈。在家信中，他一再告诫长子孝威要以孝悌为本，在小家庭里要以身作则，推行仁爱，友爱兄弟，和谐妯娌，孝顺母亲；不仅如此，还要推而广之，将仁爱之心推及族人和穷乏孤苦之人：尔为家督，须率诸弟及弟妇加意刻省，菲衣薄食，早作夜思，各勤职业。樽节有余，除奉母外润赡宗党，再有余则济穷乏孤苦。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兄弟之间情文交至，妯娌承风，毫无乖异，庶几能支门户矣。在现实生活中，左宗棠还将忠厚孝义的仁爱思想化为具体的善行义举，扶危济困，帮助他人。同治七年（1868），孝威入京会试，左宗棠想到自己昔日落第受尽苦辛的经历，推己及人，告诫孝威尽可能地帮助同乡中没有考中的贫寒举子：“同乡下第寒士见则周之。尔父三试不第，受尽苦辛，至今常有穷途俗眼之感，尔体此意周之为是。” 在父亲的提醒和教育下，孝威拿出五百两银子分赠给了落第举子。彭玉麟一生不慕名利、大公无私、两袖清风、襟怀坦荡，在家庭人伦美育中，时时教育家人要心怀仁爱。他生活简朴，对金钱没有太大的欲望，时常教育家人勤俭节约，赈济穷苦。他告诫弟弟要心怀仁义、乐善好施：“守财不施，谓之钱奴，为人ー世中，不过衣食住三者最不可少，然而衣求温暖，食求果腹，夜眠六尺地，入梦便似死人然，何必衣必锦绣，食必膏粱，起造高大房屋，美轮美奂矣，亦享受微几？…… 当此世乱年荒，每思节用以利民生。俸禄所入，除奉甘旨外，每移赈民间，非如冯谖市义，但求吾心所安而已。” 彭玉麟秉持一颗公心，在工作中践行 “仁”，对上爱国，对下爱民，并将勤政爱民作为自己的理想和志愿：“惟乱世之官吏，当爱民以柔抚…… 侄自临政，思何以报吾君，则勤无怠；思何以报吾亲，则爱民若己子，而不忘母之慈。勤则分宵旰之忧，慈则秉恺悌之训…… 是以侄之自矢：不扰民，临政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