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这种物化的历史是从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我将用粗体的历史来表示后者，以区别于其他讲述过去的形式。启蒙历史使民族国家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等级与平等、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对立之间独特形式的共同体。在此框架内，民族成为一个体现能够推翻历史上被认为仅代表自己的王朝、贵族专制以及神职和世俗的统治者道德和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主体。与此相反，民族是一个集体的历史主体，随时准备在现代的未来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在此粗略地勾勒出的这种叙述结构不仅描述民族历史的基本架构，而且还支配着众多的通俗与专业的现代历史。虽然它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时诞生，但战后的现代化范式更进一步强化了其中许多重要的对立。最近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虽然已经与这些对立部分脱钩，但却仍与其他对立联系在一起。

先提一下作者：杜赞奇，他来自与中国近邻，同样被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表而又截然不同的印度。这本书一共分七章，共分为理论和实例研究两个部分。第一二章是理论，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过程，并提出了 “复线历史 “（bifurcated history）这一个概念。第二部分写了反宗教运动，会党，“封建”，联省自治运动和中国与印度的现代化批评共五个章节。我们眼中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看看教科书把，我们几乎从来学习的就是中国历史，或者日本历史、美国历史、法国历史而不怀疑民族与历史的关系。民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民族才是历史的支配主体！这种观点从何而来？作者的论述是从黑格尔开始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里，奠定了所谓线性目的论、进化论的历史观。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目的和进步的方式，“不过是精神即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展现。自我意思有两个时刻，意识精神本身客观地融入宗教、法律和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之中，二是个人主体意识。” 按黑格尔的说法，落后的种族没有历史，没有民族。殖民的依据依赖于论证殖民地永久保持非民族地位的能力来维持。罗比特・杨就指出，黑格尔的 “历史不仅为西方征服世界提供了合法依据，同时也把‘他者’当做了一种知识”。 这种历史观点，在西方学术中早成为了传统。既然如此，中国人要摆脱被殖民的 “合法性”，按这样的观点重新塑造和解释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杜赞奇说，是黑格尔的这种线性历史叙述把种族、民族和历史三个要素统一起来了：（历史）“主体由同一性的社群（种族）构成，其疆域即领土的国家（民族），国家进化至现在并已准备好迈入现代性的未来（历史），也就是理性的、自觉的未来，那么偶然性或历史本身将不复存在（历史的终结）。” 在清末以来接受了这种的观点的知识人眼中，民族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梁启超大概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他以西方从中世纪中获得解放的历史为样板，在中国语境下复制出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这种三段式的划分法广为中国的史学家所接受。甚至，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某种程度上不也是这样一种思路吗？在这种叙述下，古代是创造民族与文化的时代，也是民族的最纯洁的本源所在，例如先秦和两汉的文化形成和繁荣。中世纪是衰退期，内乱和外族入侵破坏了这种纯洁，但总有民族文化的核心坚守保留下来，例如魏晋时期的大动荡也有东晋这样的汉人政权坚守江东。而现代则是再生的时代，我们需要弥补中世纪的断裂，与过去的历史连接上。也就是说，要和中世纪的混乱做切割，我们继承的是古代先贤的传统与历史，以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线性的中国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贯性，以说明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以免中国被视为一个被世界列强瓜分的领土，而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然而这种历史的叙述真的合理吗？历史真的是这么单线条的向前发展的吗？它是否掩盖了历史的多元，甚至干涉了历史本身发展的方向？杜赞奇批评了这种历史叙述结构中预设了现代化的乌托邦理想，把追求现代性作为唯一的目标，扼杀了多元的历史记忆和表达。他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举了 4 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例子，来表达他所谓的 “复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