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 [死亡诗社] 里，约翰・基汀对他的学生说，“我们读诗、写诗，并非因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也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和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好像都曾有过这样的车站，你从这里出发，去抚慰破碎的四月，然后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又回到了这里。发现四月将尽，人生已无重来的可能。

这个世界上，说话有人听的国家其实不多，这是政治，干活有人管的国家也不多，这是经济，折腾有人看的国家更不多，这是文化，出事有人怨的国家还是不多，这是社会。即使是在电影的世界，依然还是这样，除了五常国家，其他国家的电影竟然都是小众。就算是日本，印度，巴西这样的二流强国，大家耳熟能详的仅仅是寥寥，而整个非洲，东南亚，西亚，拉美，真是拾遗补缺，不禁令人唏嘘在 [死亡诗社] 里，约翰・基汀对他的学生说，“我们读诗、写诗，并非因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也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和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顺着这一角度眺望过去，置身于当代电影的生存游戏里，诗意已经是一种危险品了。大家都默契地认定它是不可捉摸、不可限定与不可追索的，小心翼翼地摘除它和电影本就微弱的关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掩盖诗已经无用的事实。大家就仍然可以在一部从一开始就摒除了诗意的电影上映后，继续大言不惭地谈论诗歌和浪漫。毕竟诗歌和浪漫仍然对一小部分人有效，这部分人仍然愿意为一些不可捉摸和不可追索的东西去买单。也就是说，在电影的语言体系里，从来就不缺少美、浪漫、爱这些和诗歌有关的气息，只不过它曾经是电影的母语，现在被绝大部分人当成了电影的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