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五次路线转折为主线撰写了新中国从成立至今的简要历史。个人对本书中的前三次路线转折比较感兴趣，后两次包括文革和改革开放可能篇幅有限难以展开。本文中最后评论文章里的一篇很有意思，讲五次路线转折其实都与国际形势有莫大的关系。仔细一想真是这样，新中国的建立之时就有庞大的历史叙事作为背景音乐。二十世纪的政治格局瞬息万变，新中国在每一个道路岔口，不可能不受到国外大环境的影响，或者说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而尚未自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在更变幻的国际大环境中闪转腾挪。了解全球的故事，才能走好自己的道路。

每日一书：《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1953 年为什么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政策？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变通的理论，一种阶段性的制度安排。在毛泽东那里，相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切都是过程，都具有策略性。这是决定毛泽东取舍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具体说，有三个因素促使新民主主义政策很快地结束了：第一，就是对 “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的担忧。特别是在农村，各级领导担心，假如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靠个人发家致富了，他就不会向往社会主义了，党在农村的力量就可能发生动摇。第二，就是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对力量对比的估计。1952 年土改以后，可以说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对新政权提出挑战。在经济结构上，国家不仅已经控制了经济命脉，国有工商业所占比重也超过了私人工商业，私人企业的一半以上也已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国家有力量对它实现和平改造。第三，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赶超型” 工业化，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从 1956 年到 1958 年，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强烈的赶超冲动。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只能是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它具有双重赶超的含义：一是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一是通过建立 “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建立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大跃进” 是政治压力与政治激情的双轮驱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文革” 也是一场社会大试验，在这一点上与 “大跃进” 一脉相承，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 以经济为进路，“文革” 是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文革” 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文革” 以反修防修相号召，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反对，中共高层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阻止 “文革” 发生的力量。

这本书特别切中我的工作环境，也是急需搞懂的中国特色逻辑，很不错，读起来不算难。读史明智，鉴知往来。这本书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建国以来我党的历史，作者根据原始的文献史料进行历史梳理，认识深刻，对历史的概括的提炼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强调史实的准确性，对历史人物评价客观公允，体出了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任何时候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实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