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书名为 "政治社会史研究"，但是参读全书会发现，作者福原启郎眼中的魏晋社会变迁可被视为是一个新阶层兴起所引发的社会结构调整，这个新阶层既包括了世家也包括了寒门，它之所以是一个 "阶层" 而非 "阶级"，在于这个新阶层里本身就囊括了各种阶级身份 —— 这个阶层就像一个台梯，社会向上融合变迁时可以往上走，向下裂变和混乱时也可以往下走，这是一个逐渐发展成由文士主导的文化舆论阶层。所谓文化舆论，放在不同时代看到的结果并不尽同。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化舆论大体上分为三个层面：1、皇权得位继承合法性的舆论 2、官员选拔环节的舆论 3、执政措施的舆论由于受当时社会教育水平的局限，这三种舆论参与者主要都集中在曹魏与西晋国子学和太学学生范围。这些 "学生们" 或本就出身世家，或受地方、政军人物推举，他们不仅不是如今天般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还必然代表身后的某股势力，故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名为尚未取得官员身份的学生，却已经是各种势力的政治主张代言人。在这个前提上再来看魏晋时代的 "文化风流" 与他们制造出来的文化舆论，一切便都不同了。一、由于上承东汉末年政治乱局，曹操 "挟天子以令不臣" 的做法确立了 "皇权在汉" 的政治正统性，直到曹丕 "接受" 汉献帝禅让、汉献帝逊为山阳公，刘备和孙权才敢于称帝。虽然三国事实已成，但是关于魏蜀吴哪家拥有正统的问题，汉朝遗民们不是傻子。即使无法通过军事达成统一，但是 "皇帝" 这一名号本身即意味统一，因此魏晋 400 年第一阶段的文化舆论焦点主要都集中在皇权得位继承权上。因为汉献帝禅让的原因，曹魏优势很明显。因为姓刘的原因，蜀汉也有一定优势。轮到孙吴就比较尴尬了。不过不重要，三国时期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然而随着司马氏借腹曹魏统一天下开创西晋，继承合法性问题的重压就压在晋惠帝头上了。确切地说，是晋惠帝之父晋武帝司马炎没有消除这一问题风险。八王之乱中有三位是司马炎的亲叔父，三位是亲儿子，于是在内乱持续 16 年间，围绕皇权得位继承合法性的论战和舆论攻势不断升级，上自夏商周三代、下迄汉末魏初的礼法制度和学术思想迎来了一波全面发展大潮。论战和舆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暂时放在一边，但是这一波大潮之后，紧接着叠加了又一波儒生和文官一体化的浪潮，不仅 "清流" 与 "浊流" 是这波浪潮的直接产物，竹林七贤还成了榜样和楷模。这就涉及到围绕官员选拔环节的舆论和执政措施的舆论了。二、舆论围绕官员选拔环节和执政措施展开，从东汉末就已有之，但是魏晋交替之际这种舆论随着对儒生张驰有别的政策改变，西晋颇有放任这类舆论的嫌疑。作者在好几章都提到这种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当时看起来没啥特别，但是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一来，魏晋清谈既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使 "清流" 从文官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文官中那些并不信奉儒家思想、或者与儒家保持距离的一部分，无论其在朝在野，都被清晰地与信奉儒家的文官划分出来。在司马懿主持政局的时代，对经学别有理解、开创玄学的 "异端" 何晏是清谈代表（他的《论语集解》虽在当时已经很非主流，但直到清末仍有流传）；在司马昭主持政局时，嵇康阮籍在玄学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但是，此时的玄学虽仍非主流，却已经模糊了 "信奉儒家的文官" 和 "文官" 之间的界限内化为儒学一部分，同时又开始形成一种独立的立场身份 —— 嵇康获罪时三千太学生纷纷求情，此时太学生所学的内容为五经和谷梁、公羊之学，俱是儒学门生，所以此时的玄学与其说是（何晏时期）与传统儒家经学对立的新学，不如说是儒学与深度文官一体化的一种舆论立场。因此，后世所称 "清流"，也多是指拥有独立舆论影响力的立场定位，并不特指在朝或在野。二来，魏晋时期之所以先后大力推动国子学和太学，本意是为国朝培养官员。三国时期曹魏虽有一统天下的气势，但毕竟不是唯一承继东汉的全国性政权，因此，相对于蜀汉和孙吴而言，曹魏在禅让于献帝之后必然推崇儒家经学，并依托经学这一文化共同体吸收蜀汉和孙吴的文化精英。在司马氏掌握曹魏政局、统一全国的进程中，这一文化统一战线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此时儒学一面要适应入华佛教的精神冲击，一面要应付玄学对既有儒学的拉扯，还要面对从西汉时期就已经内化在儒学神学化中的谶纬挑战，所以魏晋时期的经学，自己都没有获得绝对的舆论控制力 —— 皇权的军事能力和行政能力，才是主导魏晋之际政治动荡的绝对力量，如此再回到 "八王之乱" 就能理解为何 "矫诏" 成为必要条件，只因需要树立舆论中的合法性。结合现代事实再看魏晋时代文化舆论阶层的形成，才发现，舆论关心的焦点就是朝廷合法性及其官僚体系的合法性。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后者构成了 "朝廷" 这个行动共同体的结构，只要官僚体系认为自己拥有合法性，也就意味着皇帝和朝廷具有了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魏晋时期文化舆论阶层就渐渐与儒学合流，道家、玄学和佛教思想也开始以儒学为框架共建这个 "可上可下的台阶"。一直发展到隋唐时期，这个台阶渐变成为科举制，唐朝在科举制之后又以礼部配诠选制，形成 "科举制取得功名，诠选制进行官员任命" 的双轨官员选拔制度，便是将文化舆论阶层变得准官僚化，而官僚又必须统一在尊重上下尊卑、强调礼法孝义的经学框架内，从而确保朝廷合法性与官僚体系合法性在舆论上的统一。这并非作者与我的猜想，事实上，唐初李世民极其重视《南史》《北史》和《晋书》的编撰，尤其是《晋书》编撰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立场。杜绝 "八王之乱" 以及之后两百多年南北朝动荡重演，是李世民以史为鉴思想的根本目的。正是由于 "文化舆论" 在魏晋时期成为国家军事能力和行政能力之外的第三股能力，才有了所谓 "民心所向" 和根深蒂固的 "正统观念"，才有了逐渐加强的礼学推崇和礼制强化。这显然不是封建帝王本意使然，却是历史大势所趋的必然。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读时令人感到豁然，从繁杂的史料中抽取一例或几例进行抽丝细读以寻求规律，以小见大，令人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