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好书，翻译太差，书比较专业，翻译完全是属于机器翻译，读起来有些涩，啰嗦。说结论：作者非常详细数据分析了，欧洲先一步发展进入工业化，并不是因为商贸主义，制度，等优势才先行一步，300 年前大家情况都差不多，西欧人的优势在于勇于开拓创新的民族性，让其发现新大陆，因为对新大陆的殖民掠夺，棉花贸易（见棉花帝国，白银帝国，1493），让欧洲国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再依赖土地，完成了地主向资本家的转变。只有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进入工业化，因为这样国家才有资金完成现代的全民教育，为工业化准备好劳动力。也有资金完成土地征用为工业化土地厂房，道路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准备好，更不要说重工业的基础投入。欧洲并不是制度优势，只是先行了一步。

每日一书：《大分流》。加州学派彭慕兰代表作。本书中考察了旧世界欧亚两洲各个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为什么中国和欧洲走向不同道路？如果说《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代表作，这本书则是欧洲、中国、日本的社会对比集大成之作。内在驱动力在欧洲的成长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不过同时也强调，直到将近 1800 年为止，这种内在驱动力和其他地方的状况，尤其是东亚，都还是很接近。虽然的确存在一些举足轻重的差异，但我会提出论证，说明那些差异只有在特定时空环境下，才会产生像 19 世纪那样的大转型。欧洲有特权取得海外资源，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这个时空环境的形成。例如说，西欧很可能有较管用的组织机构，能调动庞大的资本，因此相对愿意等待较长的时间来回收获利；但直到 19 世纪为止，法人形态的组织（corporate form）除了用于武装长程贸易和开拓殖民地之外，并无多大用处，而长期联贷在欧洲则主要用于替战争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18 世纪时的西欧已在多种节省劳动力技术的运用上领先世界其他地方。我们该承认以下三个事实：第一，在荷兰和乌克兰之间，或甘肃和长江三角洲之间，都只存在少许共通的基本特色；第二，像是长江三角洲之类的地区（约 1750 年时长江三角洲人口约 3100 万至 3700 万，视精确定义而定）肯定大到足以和 18 世纪的欧洲国家相提并论；第三，包括长江三角洲、日本关东平原、英国和荷兰、古吉拉特（Gujarat）等，这几个零星分布于旧世界的核心地区彼此之间共同享有某些重要特质（例如较自由的市场、庞大的手工业和高度商业化的农业），但这些特质却并未出现在它们所在大陆或次大陆的其他地方。杉原薰和我一样，强调不该把 1500 年至 1800 年间东亚人口的高增长视为阻碍 “发展” 的病变。相反的，他主张这是在供养人民、创造技能等方面的一场 “东亚奇迹”，其经济成就完全比得上 “欧洲（的工业化）奇迹”。杉原薰也和我一样，强调 18 世纪日本和中国（在他眼中低于日本）的高生活水平，以及当时两地的先进制度。当时中、日虽然没有对财产与合同给予官方保障（许多欧洲人所认定的形成市场的先决条件），其先进的制度仍制造出许多有益的市场效应。这一主张既符合晚至 1750 年两地仍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发现，也符合我要把 “为何英格兰未成为长江三角洲” 和 “为何长江三角洲未成为英格兰” 这两个疑问同等看待的决心。欧洲之所以没有走上这条路，乃是因为它碰上了重要且剧烈的断点所致。这些断点以化石燃料和有机会取用新世界的资源为基础，并在这两者的共同加持下，使西欧没必要以集约的方式管理土地。山东省在 1800 年时人口约 2300 万（比法国人口稍多），商业化程度不是特别高，但也不特别落后。18 世纪时，该省一般来讲一年输入足以喂饱 70 万至 100 万人的谷物（比波罗的海贸易量还高），同时也输出约略相同数量的谷物。因此，如果把山东这个大小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省份的进出口谷物量当成欧洲境内的 “国际贸易量”，就会发现该省所从事的谷物贸易，足以比得上欧洲境内所有长程谷物贸易。就连 1800 年前欧洲人往到处有新土地的新世界的迁徙，都比不上中国人的迁徙。1800 年前迁徙到美洲的欧洲人总共大概不到 150 万。此外，从英格兰移过去者，有将近三分之一是契约仆役，而诸多殖民地里的政策，使穷人难以随心所欲利用新世界的机会。移入美洲的欧洲自由民数量，光是和英国境内的剩余劳动者数量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完全无法像正要出清的劳动力市场所会有的作用那样，使大西洋两岸自由白人的生存机会均等。如果乡村中国真是个内卷的经济体，照理乡村家庭几乎不会为了减少女人的工作量而花钱，因为在这样的经济体里，至少女人和小孩之劳动的机会成本，低到让他们只要有机会多干活、有机会即使多赚一丁点儿工资，都几乎绝不会白白放过；但其实有许多乡村家庭都会这么做。例如，从 1350 年至 1850 年，棉衣几乎完全取代了麻衣。黄宗智指出，由于大麻纤维较短，需要 “相当复杂精细的过程” 才能制成适合制布的纱线；棉在这方面就容易得多。中国全境，一如欧洲全境，蜡烛购买量的增加，证明人们愿意花钱来减少操持家务所需的劳动。17 世纪的小说《金瓶梅》对当时形形色色的昂贵食物、家具、衣物、装饰品乃至房事助兴用品，有着极详细的描述，而小说的背景设在华北的中型城市临清（在华北这个相对较乡村的大区，1843 年它是该区第十大城市，在 17 世纪时排名大概更高）。这部小说也对 “品味” 的规则提供了一些最清楚的例子，说明了较老一辈的精英如何在新的消费主义世界，利用这个规则来替自身地位辩解：小说中经商的主人公西门庆，书中不断借由他缺乏品味的消费行为（就像柯律格笔下那些手册所认定的低俗行为）来贬低其地位。中国的性别规范，则可能是一个更加牢不可破的因素。女人在室内工作（尤其是纺纱与织布），被认为比起下田干活来得更加 “得体”。要不是这种心态（和对妻子缠足的偏好）的存在，则内陆家庭本可能会找更大的土地耕种或以更集约的方式耕种（从而有更多剩余谷物可卖），并且生产较少的布。

作者主要的观点認为，欧洲在 19 世纪与旧大陆的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煤炭资源方面享有地利，煤炭替代了木材，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同时，由于跨大西洋贸易的展开，新世界（美洲）比任何亚洲周边地区都更能为欧洲提供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大量输入的外部资源使西北欧克服了自身的生态限制，人口急剧增长，制造业进一步专业化。煤炭、新世界和全球形势相结合，共同让欧洲沿着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往前走。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东亚经济核心地区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