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的主要着墨重点在于戴笠如何起家，以及由于 “刺杀王” 王亚樵之死，象征着民国初期的个人英雄主义被特务组织所取代的转折。王亚樵于 1921 年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组织上海安徽劳工总会，并创建叱咤一时的斧头帮。斧头帮一战成名，人数达十万之众，使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人都敬畏三分。这段期间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 政变，大为愤恨，开始公开反蒋。他策划并实施了多次暗杀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行动，包括暗杀蒋介石、宋子文、汪精卫等。九一八事变后，王亚樵组织铁血锄奸团刺杀汉奸日寇。1932 年，淞沪抗战爆发，王亚樵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集合 3000 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十九路军抗日。他组织敢死队轰炸日军旗舰 “出云号”，并派遣朝鲜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等日军高官。王亚樵因多次反对蒋介石的政治手段而策划了暗杀活动，虽然未成功，但使得蒋、戴感到不安。戴笠曾试图通过拉拢和收买王亚樵来化解这种威胁，然而王亚樵拒绝了这些提议，这可能加剧了他与国民党高层之间的矛盾。且由于门徒被捕，王亚樵担心自己曾多次暗杀蒋、宋之事被查明，他的几个门徒被捕后供出了他策划的暗杀计划，这使得王亚樵的处境变得极为危险。在得知自己的计划已经泄露且面临国民党的严厉追查后，王亚樵在家人和门徒的掩护下紧急逃离。他化装成搬运工，成功地混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轮，从而暂时脱离了戴笠的追捕。在谋刺汪精卫事件后，关于共产党阴谋的猜测逐渐消散。国民党当局开始觉察到十九路军势力独立行动的可能性，同时也不乏王亚樵及其他职业杀手暗中协助的痕迹。特务处特工获悉王亚樵逃往香港，且媒体报道将其与 “改组派” 领袖陈铭枢、李济深联系起来，似乎有指令对蒋或汪下达暗杀命令的嫌疑。然而，这些联系始终缺乏确凿证据。直至戴笠的侦探从审讯张玉华和孙风鸣处获取直接证据，二人因涉及余立奎案而在医院接受问询，后者在香港与 “改组派” 关系密切。案件的关键突破在于逮捕了孙风鸣的妻子崔正瑶，她在四川路上的新亚酒店被捕。戴笠亲自对她进行了残酷审讯，她供出了包括余立奎在内的多名涉案人员，进一步揭露了与 “改组派” 的联系。这些信息使得蒋介石能够摆脱谋杀指控的可疑性，并可能间接影响了酆悌的命运，尽管他最终幸免于难，但职务被免，而相关涉案者则受到不同惩处。当王亚樵的名字与谋杀案紧密相连时，他在香港的行动自由受限，面临被捕或更糟糕境遇的风险。于是，借助李济深的帮助，他秘密离开香港前往梧州，试图躲避追踪并开展新的活动。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特务机构很快锁定了他的行踪，并实施监视。尽管王亚樵对此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过着他看似颓废却实则坚韧的生活。不幸的是，王亚樵最终在 1936 年的某个秋夜，在家中被不明身份的人枪杀身亡，尸体被发现于河边的一处客栈内，身旁是醉意未消的酒瓶和刀伤累累的躯体。这一突发事件震惊了社会各界，尽管有人对其死因表示怀疑，但官方迅速介入并控制了相关消息，使得事件的真相逐渐被掩盖。随着王亚樵的离世，一个时代英雄的象征也随之落幕。不久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恐怖主义的面貌也焕然一新。特务组织取代了个人英雄主义，政治谋杀的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