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亡图存的年代，对国家民族主义的追求与女权主义的追求同时发生。许多男性知识分子希望提倡女性的重要性来增强国力。在传统社会女性缺乏教育的情况下，女性只能扮演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解放女性可以让一半的人口摆脱经济依赖性，服务于国家富强。另一种论点则将女性视为国民之母，看中的正是女性在家庭的作用（可参考日本、西方资产阶级，女性保持家务，让男性从家庭解放专注工作解放生产力，在育儿中，学识也能用来为社会培养优质劳动力）在这两种观点下，两性平等只是救亡的手段而非目的。妇德成为代表国民性的美德。而秋瑾等人，则看中 “天赋人权” 的概念，认为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否定传统性别角色，也否定 “国民之母” 的定位，但只好以男性角色为理想。也是根据 “男 / 女” 二元对立的结构，来讨论女性解放问题。更为激进者，则批评西方两性平等的伪善，中国男性的女权论也是建立在模仿西方、养育孩子、缓解经济压力下等条件上的，针对女性无法参与战争所以能力不与男性等同的论调大胆批评战争，追求女性本质的解放。在中国，新女子，既是 new，也是革新，新品性，处于自我更新。然而西方思想并不只带来性别意识进步进步，在进化论生育决定论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吸收来自于西方男女性别差异的作品作为理论依据批判女性对自由、享乐的追求，宣扬贤妻良母的观念，加重了男女有别压抑女性的观念。英美提倡妇女参政运动，北欧则提倡母性运动。男性知识分子显然更支持母性运动，限制了女性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像南丁格尔之类的圣洁女性会受到追捧，因为她们勇于牺牲的高尚品格，不会与男性利益产生冲突。80 年代，中国的女权主义进入了一个平等差异悖论。大批女性作家批判前时代的性别同一理论，反对女人要像男人一样，呼吁找回女性特色，正式差异。所以她们更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因为女权总让人联想到爱管闲事的大妈、女强人、铁姑娘等负面形象。而西方的女权发展已经开始反对资产阶级女性特质想象构建的女性主体性，批判创建这种主体性的社会文化结构。而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则希望女性作为真正的女性，而不是像男人一样浮出历史表面。在毛时代，妇女是中国共产党官方话语的表达，妇女的性和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受到压抑，而女性是 20 世纪上半叶的表达，是以个体为自主基础的观念。她们呼吁女人们在 “女性” 品质范围内寻找自我价值。具有讽刺性的是，与这种寻找相伴出现的，是回归资产阶级女性特质想象、回归性别歧视意识形态，以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性别歧视实践。这一切的基础恰恰是人们认为存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差异。导致平等差异悖论出现的原因，是将平等 — 差异问题狭隘化，将它变成了一个 “只有性相同与性差异” 的问题。就是说，“平等” 被等同于与男人 “相同”，而 “差异” 被简化为男女之间的性和性别差异。女性品质概念构建预设在所有妇女中间存在另一种 “相同性”，而实际情况是所谓的 “女性本质” 其实是一种资产阶级特有的想象，却声称自己具有普遍性。是对毛时代女性解放成果的背离。为何中国与西方女性主义发展会呈现如此大的差异，因为中国没有过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从上到下的观念指导，直接从封建迈向了社会主义。女性解放进行了一个跳跃，直接否认剥离传统女性气质。那时的女作家也很少有直面女性欲望的，只有张爱玲等零星几人。丁玲曾写过此类文章，后面由女权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所以才有了后面女性视角讲述爱欲的文章井喷。但那些赤裸讲述女性性欲（身体写作）的文章却被正统女作家们嫌弃，按理来说她们赋予了女权主义相比女强人更鲜活美丽的形象。这类书籍本身也存在矛盾，女性如何坦然接受自己的欲望又避免沦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和凝视的商品对象。美女作家们想要通过身体写作寻找另一个安居地点、为女性主体赋予能动性；同时又要面对这样的现实：通常情况下，颠覆的初衷会被消费资本主义的资金流动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