巜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长城正好与年降雨量 400 毫米线重叠，大致也是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在没有长城之前，最北边是纯游牧，最南边是纯农耕，中间夹一块几百公里宽的半农半牧带，半农半牧对农耕社会的依附，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缓冲带。然而秦统一六国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秦大一统前，南方农耕诸国混战，但北方边境并无大碍。而秦大一统后不久，匈奴大帝国似乎是突然冒出的。气候变化与长城边境封锁禁运，原来散落在北方草原上的匈奴大小部落为了生存被迫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强大的匈奴就随着秦的统一几乎是同时形成。围绕长城的攻防，原来几百公里宽的半农半牧缓冲带消失了，大汉与匈奴的对抗变得直接又剧烈。长城这个为了防御而建的旷世工程最终成了加剧对抗的催化剂…… 南北对抗是主线，东西交通只是南北对抗的一个副产品。沿着沙漠中的几个绿洲，大汉设立河西四郡，功能主要还是防御匈奴，并不是为了贸易。丝绸之路作为一个跨国贸易网络，要到三国才开始，再兴于隋唐。而主要控制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并不是大汉或者大唐，而是＂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的粟特人，半游牧半经商的粟特人，扮演着新的避震器的角色，当然粟特人也只是丝绸之路这一经久不衰缓冲地带的小片段…… 森安孝夫对丝绸之路的阐释是新奇独特的，又有据有理也有趣。如果只用一种方法论来解释历史，其它一律视为异类，这就如同在史学上也修了一座长城，黑白不两立，少了缓冲地带，冲突也会是直接又剧烈。农耕与游牧之争最终谁赢了呢？诸民族早已在冲突中融合，长城与丝绸之路早已成了中华文明的象征。如果说长城是农耕民族自找的怂恿者，那么丝绸之路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劝架者。从历史遗产看，长城与丝绸之路这一对怂恿与劝架者，的确成了无可争议的最后赢家……（石木翻书每天翻翻书）

每日一书：《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正在于通过重点考察曾活跃于中央欧亚大陆并沟通东西方的突厥、回鹘与粟特人的历史，借此挑战西欧中心主义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这两个位于不同极端的历史观点。从中央欧亚大陆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看来，安史之乱可以被视为征服王朝的先驱而具有积极意义，亦即中央欧亚大陆骑马民族通过结合游牧社会军事力与丝路贸易经济力，试图将南方的中原纳入势力范围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自奈良时代以来，佛教逐渐成为日本人最亲近的宗教。伴随着明治时代以来学术的普及和发展，今天只要提到 “正仓院御物”，无论是谁都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丝绸之路以及犍陀罗。一般容易把盛唐看作唐帝国的顶峰时期，而实际上，以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为代表的律令体制，其发展和完成是在初唐时期，这些体制自进入玄宗时代就已经开始瓦解，安史之乱只不过是给其致命一击而已。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国际性和开放性的王朝，而且中国文化自身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最高峰，创造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7、8 世纪的唐朝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帝国。若从学术角度来看，其实只有元朝，即蒙古帝国时代才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帝国，而且从佛教文化方面来说，实际上日本从元朝也得到了很大的恩惠，绝不少于来自唐朝的影响。只是由于 “蒙古袭来”，即元军入侵日本这种负面的形象过于强烈，所以一般的日本人并不太喜欢元朝。除此之外，汉代以及三国魏晋时代太远，宋明时代又太保守，中华色彩过强。清朝虽然是一个大国，但由于日本在 “日清战争” 中取得胜利，所以作为憧憬的对象来说，清朝也被排除了出去。希腊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融合，其后又与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可萨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混血而产生了新的西方人。同样，汉族与五胡（3—5 世纪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羯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总称）融合的基础上，又陆续与突厥、铁勒、吐谷浑、沙陀、党项、奚、契丹、鞑靼、女真、蒙古、满洲等混血的结果，才产生了新的中国人。西方人有很多种类，中国人也有很多种类。学习历史的终极意义在于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下述这一点，即无论人种、民族，还是语言、思想等，均没有所谓纯粹的东西，这些都是长期混合形成的历史性产物，因此没有任何优劣差别之分。佛教的基础教义中有 “诸行无常” 之说，所谓无常也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发生变化”。真正的佛教徒知道，任何人种及民族都是无常的，因而绝不会陷入人种歧视与民族主义的泥潭之中。在我看来，坦率地记述诸如日韩合并、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以及从军慰安妇等 20 世纪前半叶日本帝国主义的黑暗面，绝不能称为 “自虐史观”。真正的 “自虐史观” 是一方面无视自身的根基 —— 伟大的亚洲文明，另一方面却盲目地追从西欧中心史观，认为只有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欧文明才是人类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所谓摩尼教，乃是在公元 3 世纪前半期，在堪称 “宗教大熔炉” 的西亚，由出生并成长于巴比伦的伊朗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摩尼教的核心是希腊化时代的一种混融宗教 “诺斯替派”（灵知派），带有独特的二元论色彩，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从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犹太 —— 基督教等宗教的各种思想而创立的一种二元论（光明与黑暗、精神与物质、善与恶）的折中主义宗教。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已经从一个自己筹措调配军事力量的武力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用金钱来购买和平的财政国家。事实也的确如此，换言之，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821—822 年，唐朝与吐蕃会盟缔结和约之事，通过保存在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等汉籍史料而为大家熟知。同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匈牙利学者塞尔布（J. Szerb）和日本学者山口瑞凤根据敦煌出土的藏文文书以及后世的藏文史料，还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推论，他们认为当时不仅在唐朝和吐蕃之间，而且在回鹘与吐蕃之间也缔结了和约。更由于唐朝与回鹘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已经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唐、吐蕃、回鹘之间形成了三国会盟。

日本的讲谈社系列不错的学术水平，文笔细致周祥，但说话还是绕弯子。唐朝的强胜和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日本学者在本书用各种考古和学术研究，要说明：唐朝时期唐，吐蕃，回鹘组成了影响世界文明的 “中央欧亚地区” 亚洲文明。试图讲 “唐文化” 和 “汉文化” 分开。探索 “中央欧亚地区” 文明，这样反驳四大文明顺序起源论，借批驳西欧中心与华夏中心史观，抬高中亚游牧民族文明。重新认识唐（粟特，回鹘），蒙元（归于游牧商业文明）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从当时粟特文献，引申其为满蒙文字源头。日本学界一直有声音，将亚洲以独立语言区别民族，当年的满蒙独立和中国七块论都是类似杂音。越研究越可证明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和融合能力，西方以语言定义民族的概念，在中华文明面前无法自圆其说，民族国家几千来分分合合，多少民族和国家都泯灭于红尘，只有文明一直延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一直在传续，可现在面临世俗和宗教的矛盾，不了解中国的，讲儒家思想文化称为 “儒教”，基辛格就提醒汉族不是个民族而是一直以一种文明的形态传续，在中华大地上我们完成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大融合，未来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