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 664 本《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反馈：创新激发进一步的创新。一旦创新开始，这里不仅仅指发明本身，也包括它们的成功营销以及可获利的应用，将为进一步的创新工作提供方便和激励。一个显而易见的联系便是，已显示出来的能够带来利润的机会势必会吸引其他的发明者、投资者和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任务就是确保发明被投入有效的、高回报的用途中。主张在增长过程中自由企业经济自动趋于满足理想经济效率的要求的说法，是没有理由的。然而，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很难将自由企业形式的经济组织所取得的卓越增长成绩归因于一种偶然，而且，这种增长成绩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自由市场施加给企业的压力，它迫使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进行慷慨而持续的投入，并将其创新成果提供给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人。（企业家创新）职能的重要性正在丧失，而且其重要性必定还会加速丧失…… 因为…… 创新本身已降为日常事务了。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的业务，他们制成所需要的东西，使它以可以预计的方式运行。创新过程的常规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预期利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结果同时也是创新常规化的一个原因。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赚取利润的机制驱使企业将创新过程常规化，而这种常规化反过来限制了所能带来的利润。一般而言，信息，尤其是创新，具有众所周知的公共产品特征。改善了的技术，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将不仅仅是对做出这项突破的企业的产出产生促进作用。在相对说来很微小的额外成本之上，它也能够增加其他企业的产出量。因此，尽管这项公共产品的特征能够阻止创新支出达到最优水平，但它也具有有利的一面，对于产品数量繁多的企业来讲，这种公共产品的特征在生产技术改进方面构成了一种规模经济。一个稳定的创新产出通常意味着产量的增长，而不是保持不变。在给定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每月研发出一项创新的经济，其 GDP 产值每个月都会比上个月更高。即使为产出增长提供动力的创新保持在每个月生产一项发明的不变水平上，经济的产出能力仍将保持稳定增长。这种加速关系对于创新是普遍适用的，因此，如果在前面所描述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导致企业在研发中投入一种不变数量的资源，那么，我们可以预料，这将促使 GDP 的不断增长。企业家能够大胆而富有想象力地突破现行的商业模式和惯例，不断寻求各种机会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工艺，进入新的市场并且创造新的组织形式。简而言之，企业家就是独立的创新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企业家的活动中包含技术发明和技术应用活动，但是远远不止这两项活动。作为一种投入要素，企业家才能和其他投入要素一样，如果它在各种可能用途上能够取得的相对预期利润发生变化，那么，这种要素就会进行重新配置，由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企业家才会在经济中各个部门之间流动，并投入最容易获得利润的一系列活动当中去。

每日一书：《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在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企业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军备竞赛，其中最重要的武器便是创新。一旦神圣的理论将质量竞争和营销努力融入其内，价格这个变量的支配地位就将被取代…… 然而，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同教科书中所描述的并不相符，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书中所说的那种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要求竞争者必须掌握决定性的成本和质量优势，与此同时，这种竞争冲击的并不是现存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产出能力，而是它们的基础和生命。这种竞争比所有其他方式都要有效，这就好比用大炮轰一扇门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 约瑟夫・熊彼特，1947，第 84 页创新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累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创新都给下一项创新做出了反馈；一旦自由市场开动了它的创新机器，机制中固有的结构将推动这部机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和越来越多产。在 18 世纪英格兰的富足时期，实际人均收入已经重新达到罗马帝国在公元 3 世纪曾经达到的水平。文字根本无法准确描述出工业化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成绩。李嘉图的租金理论告诉我们，在为能够产生可替代的创新品的行为分配资源的时候，这样一种差别租金安排应该同资源在那些生产可替代的创新品的行为之间的配置效率相一致。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测，绝大多数革命性的新思想都是由独立创新者首先提出的，并且这一状况很可能将延续下去。但是，正如先前已经指出的，这通常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开始。一旦一个新的发明被证明是成功的，发明者或者与之关联的企业家通常会通过创立新的公司来提供新的产品。在可以迅速、容易地进入市场，又有众多的潜在进入者警惕着每一个可以获利的机会，并随时准备设立新企业的行业，现存的企业不能将带来超竞争利润的价格维持很久，因为这样的价格会自动引来进入者以依然可以获利的较低价格提供产品。然而如同罗马一样，中国也没能把这些发明当作整个经济中行业发展和扩张的基础，即使在中国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如此（参见 Liu 和 Golas，1969）。商业确实曾一度繁荣，但是非农业产品的生产似乎从未有过类似于生产从手工作坊向工厂这样的巨变。毫无疑问，期望中世纪的中国发明如同 19 世纪伯明翰和曼彻斯特恶魔般的磨坊是不合理的。但是，中世纪晚期林立于塞纳河畔和点缀在南部英格兰风景中的大量各式各样的水磨似乎从未在中国的乡间显露过踪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和罗马一样，中国也有大量的技术诀窍，但是似乎从未有过任何相称的能力和意愿去使用这些知识来改进生产。关于中国问题，我不能给出类似古罗马那样的解释，但是还有其他的解释。最值得一提的可能是，政府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没收和剥夺官僚不能成功制止的发明。在中国，和许多欧洲的王国一样，君主们在获得《大宪章》的保证、城镇的复兴与得到特权之前，一般都要求所有财物的所有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特别是在中国，当君主出现财政困难时征收富裕臣民的财产被认为是合理的。所以曾有人称：这样的制度使得那些拥有资源的人避免将资源投入任何形式的有形资本中去，结果就是使经济扩张受到极大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