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还是很有自己特色，值得一读的。

这是一部迟了二十年才译成中文出版的大著作。二〇〇一年，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就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在我看来，它是海外学者有关明清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第三本标志性著作。如果说，一九四六年的宫崎市定《科举史》从制度史角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清代）的科举，一九六四年的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关系，那么，艾尔曼的这本书则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而细致地叙述了明清科举史的变迁、科举如何影响了传统中国皇权与精英士绅、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怎样形成复杂关系，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在科举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意义上，我百分之百地赞同包弼德（Peter K. Bol）在英文版封底中的推荐语：“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没有科举的话，或许中国会完全不同。” 没有科举的话，中国确实会完全不同。如果我们隔海看看日本，尽管和中国一样深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的影响，因为没有科举，日本便没有形成文士群体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主要是武士阶层），也没有形成把帝国权力渗入社会底层的知识官僚（日本不是官僚管理的郡县制而是分封世袭的封建制），科举之有无，使日本与中国政治文化间有了很大的差异。再转头看看朝鲜，和明清中国同样宗奉朱子之学的朝鲜王朝，虽然也有科举制度，但因为它的科举考试只允许两班士人参与，以李、权、尹、洪、金为首的两班士人家族通过科举垄断了上层权力，这导致了朝鲜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结构多么牢固（朝鲜王朝时期，中进士一百人以上的三十八个家族垄断了七千五百零二个进士，占比三分之二以上，朝鲜两班对朱子之学的极端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知识和思想权力的垄断），两班垄断了科举与官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王朝所谓 “士林派政权” 的激烈党争（朝鲜王朝士大夫集团如老论、少论、南人、北人的激烈党争，在传统中国政治史上是很罕见的），甚至还因为两班士人对经典知识与思想的垄断，造成社会上下层在文化上的断裂。很显然，就是看似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东北亚，无论你怎样强调形成这个区域共性的汉字文化、儒家文化和律令制度，但是因科举文化不同，便塑造了彼此巨大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白 “科举” 作为文化史上的重要制度，它对于 “中国” 何等重要。但艾尔曼说，科举并不只是一个制度。

这本是 2021 年第 1 期，不是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