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奥威尔的书评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奥威尔的杂文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他人与自我的背叛中遗失自己对良知。杂文这种文体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似乎人人都能写作，且都能靠文字煽动他人的情绪；但杂文也有很大的毒性，因为一个人一生中的思想立场是会变化 —— 甚至是前后矛盾的，当一个作家针对现实进行写作时，他最多的毛病也会因此暴露出来。据说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后半辈子写了杂文，被无数 “文学评论家” 反复拿出来指摘。奥威尔的一生，就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被背叛的缩影。他的前半生是一位贫穷中产阶级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励志故事，他既反思了自己与英国的历史文化罪孽，也积极参与欧洲的解放事业，关心底层百姓。而奥威尔的后半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堕入红尘的 “伤痕” 故事：他在战争之中意识到了苏联为首红色阵营反理想主义乃至反 “民主思想” 的另一面，他在回国后的贫穷困苦有让他饱尝幼时的人间幸酸。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知识分子隔岸观火式的结论：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欧洲乃至人类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这种悲观主义越至他的晚年越是强烈，也正是在那一段时期，他写出了《动物庄园》和《1984》—— 这两部作品在他身后最为读者所知，恰也说明他晚期的作品恰好落入了他本人最讨厌的，基于政治词汇和社会模型的刻板印象的一种静止而黑白分明的反动世界观。关于奥威尔晚年的价值观，可以参考本丛书第三册的《我为何写作》以及其他若干篇作品。奥威尔为自己定下的规矩是：他是一个不站在任何政治实体立场的 “民主社会主义者”，他参与政治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写作揭露现实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政治实践全都被添上了 “官方色彩”），如此一来，奥威尔的一生也必然是知识分子式的悲剧：他在英国官方媒体 BBC 和各种不成器的左翼小报间来回横跳补贴家用；他尝试过加入国防市民军以及支持英国工党 但最终发现这些也只是摆在餐盘上的小打小闹；他对于当代政治术语的滥用和知识分子的姿态有极为毒辣的评论，但他本人的经历与对政治的见解似乎也不能脱出那种归纳与解构。奥威尔于 1950 年因肺病早逝，2003 年，英国《卫报》爆出奥威尔给政府提供的 “疑似通共名单”。可以想见，假如奥威尔没有那么早过世，竟亲眼看到冷战后的世界，他一定会发表更多不受欢迎的话，极有可能晚节不保。写书评的奥威尔是一个合格的圣人，但写杂文的奥威尔只能算是一个有功有过的普通人。奥威尔具体呈现哪个面向，也看读者所处时代的现实与思潮，就我本人而言，奥威尔的一些杂文让我产生了对偶像崇拜的幻灭感，但我认为奥威尔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以及作为一个对自己弱点诚实的知识分子，依然是值得后世的读者尊敬的。甚至作为一个 “左派”，他也远超过今天西方各种打着 “左翼” 旗号的政治运动家和知识分子（这不是奥威尔的荣耀，却是西方的耻辱）。具体到奥威尔的杂文，最值得读的是奥威尔对二十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的纪实，其次是他对重要历史事件的亲身见闻以及对边缘人物的特写报道，至于奥威尔的政论与对观念的解析，虽然称不上 “毒草”，但也不要因为它们的作者是奥威尔就抱有特殊的期待乃至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