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商君书》。《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在战国后期颇为盛行，《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孙诒让曰此句当作 “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举，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

商鞅变法其实是要实现几个事情：1. 统一所有的人行为，核心是干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对外打仗，不打仗的时候种田准备打仗；2. 法家的核心其实就是明确规则，严格按照规则办事，实际上不是法家无情，是因为有规则严格按照规则办事，不是儒家的模凌两可；3. 法家强调公平，通过激励来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有功就赏，然后通过严厉的法律来威慑，避免人们犯错；4. 商鞅的所有改革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的，目的是强国，而不是富民，强国的检测标准不是 GDP，而是别人不敢欺负我，我可以随便欺负别人。

在 2400 年前的华夏大地，那是一个 “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的特殊历史时期。天子权威削弱、分封制崩溃、井田制动摇、新型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诸侯混战不休。落后就要挨打，弱小就要灭亡，几乎成为没任何缓冲的铁血现实，由此孕育出强力竞争、强势生存的时代精神。同时，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也极大激发了社会活力。大才涌现、英雄辈出、诸子百家、文化争鸣！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各种思索与实践。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治国理念的 2000 多年后，再读《商君书》，在那个 “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的时代，以一种全然不同的视角，对于治国理政进行哲学式思考与深彻实践变革。初读残酷冷峻，细思却是包含了极大的智慧和对人性的深彻洞察，有着在那个极端 “战时经济” 情况下的极大适用性。商君以其经天纬地之才，加之以孝公的全力推动支持，这对战国最佳 CP 经过十余年的深彻变法，使秦国从一个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的西北诸侯一举成为超级强国，为百余年后的一统天下奠定基础。大哉，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