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今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认知，往往基于伏尔泰的那句著名戏谑：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帝国。实际上，这种标签式的粗暴定义正是作者书写本书时一个隐藏的对话对象。对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者而言，这样一个历史的庞然大物，混杂着宗教、多元和大量自主政治体的存在，与已经进入王权专制、“法兰西人” 意识开始形成之间的参差，是无法用理性进行解释的。神圣指代宗教，罗马指代世俗政治，帝国代表了核心权力，但三者的混搭，却似乎构成了一个克苏鲁式的形象。正是在对神圣罗马帝国形象的澄清和固有观念的对话中，威尔逊将专题式的书写与鲜明的线索感进行了融合。如果我们先行阅读本书第一章 “双剑” 和最后一章 “后世之事”，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一方面，帝国的源头在于和基督教会的深度捆绑。西罗马的灭亡让元老贵族迅速通过基督教重新获权，在漫长的罗马化时代中成为了精神领域的主宰，他们代表了连接天堂与尘世的权威存在。法兰克人和基督教会的合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达成的。法兰克人获得了 “罗马继承者” 的观念保证，可以将自身置于诸蛮族之上；而教会则借助法兰克人的世俗能力，打击异教徒。二者的合作就是神圣之剑和世俗之剑的结合，另一位中世纪史大家彼得・布朗在《古代晚期的世界》中就曾形容这一时期的教会是 “战争的教会”，与作者论述下的 “双剑” 有异曲同工之妙。圣奥古斯丁曾经在《上帝之城》中将尘世秩序归结于 “普世帝国 + 普世教会” 的模式，而神圣罗马帝国和教会的结合实现的正是这一构想。即使到十一世纪双方剧烈交恶，以及十五世纪宗教改革浪潮下的 “脱钩”，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帝国仍旧保持了一个 “普世帝国” 的形象：多元、自主、协商，容纳各个不同的族群。因此，帝国源头上的特征实际上持续到帝国消失之时仍然存在。作者将这一线索贯穿论述始终，如第三章 “主权” 的 “第五王国” 一节，第四章 “土地” 的 “新王国” 一节，第六章 “民族” 的 “帝国爱国主义” 一节，第七章 “王权” 的 “从共识到命令君主制” 一节等等，都和第一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作者将神圣罗马帝国和现代转型深刻的联系在一起，将帝国对民族主义浪潮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完成了深度勾连。在这个视角里，“普世帝国” 的传统与后来帝国议会的关联再次成为了线索。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出人意料的将欧盟在欧洲的当代实践与神圣罗马帝国的 “帝国议会” 体制下的协商自治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又把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乃至瑞士成为民族国家之后的历史与帝国历史构成谱系。这是一种破天荒的举措，帝国往往被认为是混乱软弱而又无力建设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民族国家的失败角色，但作者却把问题倒置为帝国是否有意愿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以及受帝国影响的新生民族国家，是否一定只有民族国家一条道路的问题。在全书关于十五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论述中，作者引入了 1663 年利奥波德一世确立的永久性帝国议会，将其作为帝国在现代早期进行转型的题眼：上接 “普世帝国”，下接德意志和奥地利这样的民族国家。所有的政治体，包括诸侯、公国、城市，都需要在帝国议会中对帝国事务和所应承担的帝国义务进行讨论，这种宪制转化建立在帝国对各政治体自主性的保障之上。只要遵循议会，尊重帝国，那么政治体自己的权益就可以得到保障，这是一种最小代价的 “自由”。而当帝国解体，继之而来的普鲁士与奥地利其实仍然保留了帝国宪制的元素。拿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例，在组织架构上与神圣罗马帝国空前相似，甚至不像一个标准的民族国家：组成德意志的，是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四大王国，以及下面更多的大公国、公国、自由市以及帝国直辖区，德意志皇帝的实质职位是帝国议会主席，皇帝只是尊号。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尊奉的官房主义，也是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宪制对于各个政治体的要求。通过这两方面的叙述，作者带领我们完成了一场普世帝国的政治之梦。我们似乎在其中看到了欧盟的影子。也许我们会因帝国在民族和革命浪潮下最终的解体视为一场治理能力没有现代化导致的失败，但维系了千年、不断更新的神圣罗马帝国体制，也正代表了罗马时代万民共存的普世愿景，在这个时间维度下，帝国无疑是一场足够成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