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岁的女孩，被 25 岁的男人拐走，囚禁了整整一年。光听这一句，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很多想象？对于遭受这一切的景子来说，成为他人想象的对象，是她最倍感屈辱的事。甚至比罪行更让人难以忍受。故事的开始，女作家小海鸣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服刑 22 年刚刚出狱的健治，也就是 25 年前绑架囚禁她的犯人。他说自己偶尔在报纸上看见了小海的招牌，才知道当年自己绑架的女孩，已经成了很著名的女作家。而他依旧习惯性的称呼女孩为：小美。在长达一年多的囚禁里，他始终这样称呼女孩。这封信，就犹如那次被绑架的经历，不容分说地、强势侵犯了女孩的生活。她说，“时隔二十五年，我再次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案件受害者。…… 我原本正常睡觉、吃饭，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这样的生活突然被那个东西打破、掠夺。我在它的强迫下变成了另外的模样，它的蛮横令我深深恐惧。” 于是，她打算写出真相。环境：一个「格格不入」的孩子 “我的童年没有太多幸福的回忆。也许会有人提出一针见血的质疑，认为是那起案件扭曲了我的世界观，但是，大部分人的孩提时代不都是被笼罩在昏暗的阴影之下吗？因为孩子只有将大人的阴影照单全收的份儿。并且，我身边的大人的确没有让我过上幸福的生活。” 小时候，她住在 M 市，这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他们一家都是新流入的工业劳动人口，也就是让本地人心怀戒备的外乡人。这意味着，这个家庭在 M 市毫无根基，无亲无故。他们住的大型社区，像一座蓝领的孤岛。在这里，家家户户都是同一种布局，家庭结构也大致相同，因此站在楼下看楼上的阳台，会看到有意思的一幕：每户的阳台一角都有一只简易的塑料置物箱；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一齐晒被子；到了五月，每个窗口都飘着小小的鲤鱼旗；七月则换成乞巧节的装饰；暑假时，阳台上全是牵牛花的花盆，孩子们的暑假作业之一就是写牵牛花的成长日记。而他们家，或许是所有家庭里最格格不入的一户 —— 因为她的母亲。她说，我的母亲是个丝毫不接地气的人。有个词叫作 “合乎身份”，但对不明白何为 “身份” 的母亲来说，这个词根本毫无意义。他们家的客厅里摆着一架立式钢琴，母亲每天时不时就去弹一弹。音乐是母亲唯一的兴趣，也是她引以为傲的东西。母亲曾梦想着长大后要在自己家开钢琴教室，但也就是利用做家务的空闲教教附近的孩子，不可能办正式的教学班。她不愿被埋没于工厂的员工宿舍，总是过分打扮自己，干博人眼球的事，而且往往是有些戏剧化的事。她与整个环境都格格不入，自然也就成为人们排挤的对象。有这样一位母亲，景子即使什么都不做就已经很显眼了。在往返于芭蕾舞教室的路上，还经常要被小区的孩子欺负。女孩指着她绾在后脑的发髻，嘲笑她 “装模作样”；男孩学着母亲哼的合唱练习曲发出怪声嘲笑她。还有比她大的孩子，笑话她跳芭蕾舞时穿的粉色紧身衣颜色 “像猪一样”。所以她总是低着头，匆匆赶往公交车站。实际上，她就是在从芭蕾舞教室回来的路上被健治诱拐的。她坐的那辆公交车上有那么多人，却都声称没看见她。他们异口同声地做证，说当时车里没有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所以警方认为，她是在公交车站独自等车的时候，被私家车绑走的。这样，搜查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查的净是村镇中有私家车的人，这也是她没有立刻被找到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事后她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她想，如果那天真的没有乘客注意到我，是不是代表他们的潜意识想要将我抹去呢？虽然不清楚具体的理由，但一定与我是个立刻会被恶意包围的小孩有关。在小区、学校、芭蕾舞教室也是一样。是我的长相容易使人厌恶吗？还是我的表情或举止有问题？也许是我遗传了母亲身上某种不接地气的气质，惹得大家不高兴却不自知吧。我身上有一种并不碍眼，但令人不悦的气质，使人们想要抹去我的存在。在得救后，她也在想：附近的孩子们恐怕只是吓了一跳，但他们绝不会同情我的遭遇。失和的家庭，冷漠的人群，仿佛为她的失踪做好了准备。深渊：成为了玩偶的女孩那天放学，景子坐车到 K 市去找父亲。然后，她遇见抱着大白猫的健治。他举着猫的前爪做出招手的姿势：来，来。景子觉得很有意思，就跟着他走。刚拐进一条昏暗的小巷，就被装进袋子里扛走了。她被关进一间很小的公寓单间。本该是窗户的地方却贴着黑色的纸，看不到外面。大门上也钉了一层加固木板。这是一间工厂的二楼，厂子很小，只有四个人。白天的时候机器声轰鸣，无论怎么呼喊也不可能被人听见。    健治叫她小美，看起来精神不太正常，他在白天和夜晚简直就是两个人。白天的健治，是那个暴力而猥琐的成年男子。“我躺着，感觉健治站在我身边。我的双手紧紧地捂住眼睛，什么也不想看。原来他只是看着我，不会对我做什么。反应过来后，我立刻从指缝间窥探他的模样。我看到他那剧烈抖动的手指，渍着油污的指甲。当健治喊着什么发泄出来的时候，我将捂着眼睛的手移到嘴边，拼命忍住涌到喉咙口的悲呼。” 而夜晚的健治，是四年级一班的 “健治君”。他说，“我是大人的身体，但想和小美在一个班上学呀。我想再当一次小学生，和小美这样的女孩成为好朋友。所以，那个大人的我才是假的。” 他甚至提出了要写交换日记。通过交换日记，景子开始慢慢的了解健治的人生和周围的环境。这是个很小的厂子，除了健治和老板夫妇之外，还有个叫谷田部的男人，就住在隔壁。景子千百次的祈祷他听见了呼救，破门而入救她出去。渐渐的，谷田部成为了神一样的存在，象征着希望和自由。可事实是，不论如何呼喊求救，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她听说，谷田部是个聋哑人。听不见，总能看见吧？景子写下了求救纸条，想找机会传出去。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很多事。首先是，景子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只红色的学生书包。书包里的笔记本，姓名栏写着：二年级二班　太田美智子原来，这里真的有过一个小美。但她去哪了？如果健治会厌倦小猫和二年级的小美，那么最终也同样会厌倦四年级的景子，再去诱拐年龄更大的女人。迟早有一天，景子会被杀掉、被抛弃。二年级的 “太田美智子” 消失了，只留下 “小美” 这个名字。景子这个 “第二代小美” 也会消失，接着是六年级的第三代小美，然后是初中生、高中生、成年女性…… 这种想象，吓坏了景子。那天晚上，健治喝得醉醺醺回来，景子趁他不注意，把求救纸条从门缝塞了出去，希望能被谷田部看见。可是半夜醒来的健治告诉他，他今晚去给谷田部先生开了欢送会，他已经辞职离开了。谷田部走了，那求救纸条就很有可能会被健治发现。一旦被发现，说不定会被杀掉的！可是第二天，健治照常上班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景子悄悄打开电暖炉，开始写日记。忽然一阵冷风拂面。这怎么可能？景子抬头，发现大门开着，一个穿灰色针织衫的胖胖的中年女人吃惊地望着她。原来，是老板娘发现，健治去上班了电表还在跑，所以进屋查看。老板娘报了警，景子得救了。她看见隔壁的门敞开着，那就是谷田部先生的房间。她走进去，看见他壁橱的墙面上贴着一层胶合板，将板子掀开一看，墙上竟然有一个小孔。她每天祈祷着来拯救自己的人。象征着自由和希望的谷田部先生。原来每天都在通过这墙壁上的小孔，观看着她和健治的生活。屈辱：成为他人想象的对象获救后，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开动想象，畅想她究竟遭遇过什么。警察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惊讶和怜悯，令她至今难忘。没有谁比孩子对屈辱更加敏感。因为孩子即使承受了屈辱，也无法雪耻。为了不让自己遭受更多的屈辱，她决定不让任何人夺去她的秘密。无论是心理医生还是检察官。因此，当警察想要盘问健治和她之间的性关系，景子什么也没说。她知道，一旦提到午休时发生的事，他们都会兴奋，继而展开更让人厌恶的想象。而这样的想象，无处不在。邻居们听说她要回来，全跑到阳台向楼下张望。小区理事会的理事长、学校校长等一大群有头有脸的领导，甚至等在楼下迎接她。她一下车，人群一拥而上，雷鸣般的掌声响起。走出电梯，经过开放式的走廊时，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人们都想看看她。她说，这些人都和谷田部先生一样。这些目光是窥视他人不幸的 “无罪之人” 的目光。一起上芭蕾舞课的女孩写信给她：“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妈妈说，你被男人强迫做了下流的事。听了这个消息，我觉得你很可怜。你要加油，不要因为这起案件被打倒。” 小区超市遇到的男孩问：“犯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这样的想象伴随着目光，无处不在。原来曾经梦寐以求的自由，比她想象中的复杂许多。原来有一种名为自由的束缚，还有一种名为束缚的自由 —— 这个事实，几乎要从身体内部将只有十一岁的她捣碎。终于，父母以景子升上初中为契机离婚了，景子随母亲搬去了东京，改用了母亲的姓氏，进入了新的高中，在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对外，父母依旧拿景子的案件做挡箭牌。说是为了景子，才决定两地分居。但实际上的是因为父亲有了外遇。或许，喜欢钢琴，喜欢去老牌百货公司和高档餐饮店的母亲，和喜欢去粗俗的小巷里喝酒的父亲，从来就不是一类人，彼此根本无法理解。这段外遇毫无意外的被媒体挖出来，写成了题为《后来的那个人 ——M 市诱拐监禁案受害者的父亲与第三者再婚》的报道。这篇以窥人隐私为乐的文章占了半个版面，尽是些不负责任的内容。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篇报道也有效的将大众的目光从景子身上转移走。加上工厂后院里挖出了一具女性尸体，健治的罪行从诱拐升级到谋杀、连续诱拐，媒体的关注完全转移到了罪犯身上，景子得以顺利的隐没于人群之中，过上了看似正常的日子。她甚至在高中交到了朋友。朋友们谁都没有发现，她就是轰动全国的那起少女诱拐监禁案的受害人。M 市的社区生活、K 市杂乱无章的街道、父亲，还有健治，一切的一切都渐行渐远。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景子与检察官宫坂的一段对话 ——“景子觉得，自己在那起案件中失去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想，你失去的是不是现实呢？”“啊！” 我不禁叫出了声。因为我想到的答案和他说的一样。目光：从房间走出来之后这个故事，会让我们想起电影《房间》。电影讲的是少女被囚禁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长达七年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被囚禁的 7 年非常残酷。但走出房间后的生活，也并非就是坦途。被囚禁时所幻想的海阔天空，在走出房间后，发现并非如此。恰如《残虐记》里景子所说的那样：原来有一种名为自由的束缚，还有一种名为束缚的自由。对于景子来说，生活在他人的想象与目光中，就是名为自由的束缚。而被囚禁的日子里，由于和夜晚的健治的相互理解，那一点点温暖，却构成了名为束缚的自由。当然，你可能觉得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景子对健治的感情真的很复杂。她与健治共同构筑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两个边缘人依偎着生存的世界，却更像心灵的栖居之地。那个世界虽然没有窗户，不能出去，不能换衣服和洗澡，健治有时还打她，但夜晚的健治，那个退行成了小学二年级的男生健治君，让景子不仅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还可以在关系里获得主动权，健治会温柔地听话，他们是彼此的同伴，一起读书，还写交换日记，两个人形成了温暖的共生关系，这份温存，是外面世界没能给予她的。当我们细想一层，会发现，对于景子来说，曾经的家庭和人际环境，又何尝不是另一种 “囚禁”？检察官宫坂说，当时景子成了健治的玩偶，根本无法拥有自己的意志。而 10 岁的孩子景子，在没被绑架的时候，就真的可以拥有自己的意志吗？她不想弹钢琴，但是因为妈妈喜欢，所以必须每天弹。她并不喜欢跳芭蕾舞，不过是在母亲的要求下不情不愿地学的，还要被迫去隔壁街区上芭蕾舞课。她在芭蕾舞班上被霸凌，却只能默默承受。其他少女们像绕得解不开的线团一般亲密，抱团行动。而景子则被她们集体无视。见她走进教室，她们飞快地瞟她一眼，立刻交头接耳地说几句话，然后哄然而笑。听说她们知道景子是在学舞回家的路上失踪后，先是面面相觑，然后轻轻地笑了笑。让我们把故事回放到最初，看看那个 10 岁的小女孩为什么会独自去隔壁市找父亲吧！当时，景子的母亲得知丈夫在 K 市有了女人，一直焦躁难安。有一次，她丈夫借口去 K 市看看河岸的樱花，带着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景子去见了那个女人。后来，父亲越发少回家，而母亲开始酗酒，整日喝得醉醺醺的。那天，景子去上芭蕾舞课之前，母亲信口对她说：“你回家前去一趟 K 市，把你爸爸从那个女人那里带回来。你见过她一次，应该认得吧？” 那天放学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所以多数学生的母亲会来接孩子，只有景子独自乘公交回家。只是那天，她没在新街区那站下车，而是坐着车过了 T 川。她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顶多记得那天芭蕾舞教室的学生们，因为紧身衣的缘故，叫我 “乌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