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的第一本卡夫卡，暂时没有找到感觉，我坚持读下去，直到发现它的美。我读了一段关于卡夫卡成长经历的描写，也许对于了解他的作品有帮助。理解卡夫卡的关键在于探寻他和父亲关系的本质，卡夫卡没有在任何一本书里直接描写过他的父亲，但小说心理层面与他忍受的压力与其直接相关。任何一个在他强力父亲面前，感受不到足够关爱的男孩，都会对卡夫卡的童年经历深有体会。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 “专横有如暴君” 的家长式管教。他的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 “父亲的阴影中”。童年时，有一次卡夫卡因为晚上闹着要水喝，暴躁而强权的父亲把他从被窝里拎出来，扔到阳台上。再加上卡夫卡是个敏感的孩子，这种痛苦更会加倍。卡夫卡直到 36 岁都没法跟父亲进行正常坦诚的沟通，面对父亲的发问，他不敢当面讲，只能回家埋头写信，也就是著名的《致父亲》。但这封信最后也没被父亲读到。由于害怕，卡夫卡委托母亲转交，母亲觉得信的内容太过爆炸、会伤害父子感情，也不敢转交，所以又把信退给了卡夫卡。卡夫卡并不讳言《判决》这篇小说的自传色彩，他说 Georg 的字母数和 Franz 一样多，Bendemann 中的 Bende 和 Kafka 是同构的。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从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并不丰富的职业生活中获得了足够的刺激，写出了人类境遇的荒谬。面对一个严酷的父亲，卡夫卡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从不曾长久地离开父宅，不结婚，不建立家庭，不积攒财产，不认真地谋生计，否定责任和职业，终其一生都是个长不大的儿子。

小说《判决》的开头，商人格奥尔格写完了他的信。但在 “轻松缓慢地将信封起来” 后，小说却又问道：“格奥尔格该写怎样的信呢？” 仿佛这封信还没有开始动笔，好像刚才封起的只是一张废纸。这个略显古怪的表述方式，相比小说结尾突兀离奇的投河自尽，始终更让我耿耿于怀。信是写给格奥尔格远在俄国的一个朋友。他事业不顺，孑然一身，混得很惨。出于为对方着想的原因，格奥尔格也尽量隐瞒个人的顺境，往来通信尽是聊些无关紧要的事儿。他评价这位友人的来信 “敷衍搪塞”、嫌友人在他母亲过世时的吊唁 “言不由衷”，但他自己对友人的同情与体谅似乎也让他的去信充满礼尚往来式的无意义，甚至一度不愿坦白自己即将结婚的喜讯，担心自己的幸福加重了对方的不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格奥格尔因其善解人意而显得虚伪做作。她的未婚妻听说他的顾虑后表示：“…… 觉得很受伤。” 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触动了格奥尔格，他最终在这封最新写给朋友的长信中告知了他自己已经订婚的消息。到此为止，格奥尔格终于 “写完” 了他的信，他时常和他的未婚妻提及这位友人，已经这种因为对方着想而言不由衷的通信状况，但是他最终还是做出了改变，真诚地记叙了自己的幸福。“格奥尔格该写怎样的信呢？” 的问题似乎得到了回答 —— 他该顺其自然、真诚自如地写。在那个最美春日的周日上午：“格奥尔格将信握在手里，脸朝向窗外，坐在书桌前良久。街上一个认识的人走过，向他打招呼，他几乎没有回应，只是出神地微笑着。” 我们可以想象，他或许因为笔下记叙的幸福而沉浸在某种自满的愉悦中，也可能因为终于不用继续在信中虚与委蛇，而获得了某种愉悦的畅快。总之，他 “出神地微笑”，心情显然不错。此时，没人可以预料他在小说结尾投河自尽的下场。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因为格奥尔格在写完信后去了一趟他父亲的房间，并把写信的事情告诉了他。父亲的斥责最终判决了他的投河而死。一般认为《判决》体现了父权的压制与反抗，没有什么比衰老但依旧强势的父亲形象更能表达这一主题的了。他歇斯底里、荒诞可怕的言语更加强化了这种权威的力量。但是这种解读并不会让我们产生在阅读小说时的那种惊异感。当格奥尔格将写信一事告知父亲时，父亲的第一个质问是：“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 这可能让读者对之前的叙述产生怀疑。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惊异。但这篇小说的叙述视角似乎并不存在 “不可靠的叙事者” 这一可能性。然而紧接着这个质问的描述进一步加强了读者的怀疑：“格奥尔格难为情地站起来：‘别管我的朋友了。……’”“难为情” 的形容和话题转移（“别管我的朋友了。”）似乎都在暗示我们，格奥尔格被父亲的提问戳中了弱点。父亲之后对他 “虚伪” 的批判，也让我们不仅怀疑：难道他真的虚构出了这么一个外国的朋友？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俄国朋友的存在与否是让小说渐入荒诞的转折。我个人倒是并不怀疑他的存在，原因有几个：如前所述，前段写信环节有关俄国朋友的描述并不存在 “不可靠的叙事者” 的视角技法在后文父亲对格奥尔格的控诉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描述：“格奥尔格抬头望着父亲骇人的模样。那位父亲突然认识的彼得堡友人的身影，前所未有地侵入他的脑海。…… 为什么当初他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这是一段符合之前有关小说主题涉及父权压制与反抗的证据，它暗示俄国友人当年的出走可能也是出于对家庭、父权压抑的叛离。关键是，这是一段客观描述，父亲的形象让格奥尔格忆起了朋友的形象，这从侧面证明了朋友的实在，不然这种刺激如何能够勾起对于一个虚构角色的回忆呢？在后文父亲的剖白里，父亲也谈到自己其实一直在和这个俄国友人通信（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惊异），如果朋友只是格尔奥尔的虚构，父亲的这种疯言疯语又怎么可能给予他强烈的打击与伤害并最终让他如其所判决的那样投河而死呢？尽管我列举了 3 个原因，但还需要解决 “难为情” 和话题转移的细节问题。对此我觉得只要缩小怀疑的范围就能顺利解决。让格奥尔格感到羞耻的问题并不是俄国友人是否存在，而是俄国友人是否真的算是朋友？两人 “言不由衷” 的互通有无、格奥尔格的诸多顾虑或许正是因为两人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算作朋友吧？至少不是那种真心的朋友。父亲直接的提问或许正好戳中了格奥尔格内心的软肋，尽管他在这封信中刚刚跨出了真诚交互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格奥尔格因其善解人意而在书信往来中虚伪做作，而小说里他对父亲的态度，从他父亲的角度来看，其实也谈不上关爱而是冷漠。他的父亲住在一间 “阴暗” 的房间中，与他写信时最美春日景致一览无余的房间判若两境；他在服侍父亲上床时，瞥见父亲不干净的贴身衣物时，才责怪自己忽视了父亲；“他同他的未婚妻还没谈到未来要怎么安置父亲，但他们已经在心里暗暗假定，要让父亲独自留在这老房子里。”（当然，他立刻又决定要带他的父亲到他未来的新居）；对于父亲在母亲死后，生意上退居幕后的情况，他称之为一个 “幸福的意外”…… 因此，从父亲可怕的指控中，我们确实能够看作是对于格奥尔格的某种高压的控制，但同时我们也确实不能否认这种指控某存在种真实性。格奥尔格确实想要把父亲 “盖上”（潜意识里盼着他早死的愿望），尽管他也会即刻认识到照顾父亲的迫切性；他确实有虚伪做作的一面，但同时又有温柔体察人心的细腻；他往往刚作出一个决定，又旋即忘记，小说里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奇怪比喻，“像一根短棉线穿过针头一般”；他确实希望自己是俄国友人唯一硕果仅存的朋友，尽管他的书信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但在 “春日最美的一个周日上午”，他也会突然心血来潮决心彻底展现自己真诚的一面。直到父亲的控诉摧毁了这一切，直到父亲与友人通信的秘密的揭露（不管这是老人的疯话抑或事实）把他过去所有的谨小慎微全部化作放大的虚伪，直到父亲宣判他投河而死！于是格奥尔格被赶出了房间，他在台阶上迎面撞上了女佣，这里有一个奇怪到我无法解读的细节，她 “用围裙遮住自己的脸”。他穿越车道来到水边，最后投河自尽了。他选择了一辆公共汽车驶过的时候自尽，以此掩盖自己的投河的声音。小说最后一句写道：“在这一时刻，桥上正好有无尽的车辆驶过。” 这个无尽车辆驶过的瞬间略显魔幻，无疑来自作者的 “创造”。它构造出的巨大喧哗声响强化了格奥尔格坠落的响声。它即是一种掩盖，又是一种 “无尽” 地放大。

《司炉》读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