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文人尽得时代之幸，朝廷 “崇文抑武” 的基本国策，“士大夫治天下” 的文官制度，使得他们有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比上，不像魏晋文人须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须仰武人鼻息；比下，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动辄文字狱、血光之灾。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要，享受丰富醇美的人生乐趣。除了优待文士、以儒立国的政治环境之外，哲学思潮的流变也为文人的价值和品质生活奠定了基础。儒、道、佛三教渐趋合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士人精神振奋，热情参政；道家任自然、轻就去和佛家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超然对待荣辱得失，不入 “纵欲” 与 “禁欲” 之极端，自如游走在情与理之间，使得他们保持着健全的人格。宋代文人士大夫很多就是艺术家、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而且精通绘画、音乐、书法，成就斐然，世所公认。面对纷扰的外部世界，他们还多存隐逸之心，热衷园林艺术。当然，他们的隐逸并非躬耕田亩的野隐，而是注重心性的主体修炼，是一种道隐，不必高卧林泉、脱离尘世即或获得隐逸的乐趣。即不放弃世俗之乐，又能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守护和经营心灵深处那片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使得文人生活显示出高中娴雅的气质，而不至沦为俗恶的官僚。

对宋代文人而言，佛教不仅仅是独立的宗教，更是属于自身思想生命的一部分，自己不仅仅可以信仰，更可以参与其中，弘扬佛法，改造佛家，诠释佛经，佛教成为文人思想中与儒家相同的，乃至合二为一的思想基础。由此而对禅宗的信仰，对自身内省的极端重视，使得文人思想趋向于内化。影响着整个中国的思想视野，从外在与内在并重，到内在成为主导性地位。与此同时，寺庙也从占有田产人力的消耗组织，变为了依赖于皇权，为维护皇权稳固而出力的机构，“宋代统治者控制了佛寺并利用僧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佛寺合法化完成，从此不再面临着随时被大规模消灭的威胁。可见，佛教对宋代文人的影响是双向的，即改变了文人的精神世界也改变着自身的合法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