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国家统计，世界上三分之二国家的车辆是靠右边行驶的，只有三分之一国家的车辆靠左行驶；如果按照道路里程来统计， 28% 的路面靠左行驶，72% 的路面靠右行驶；如果按人口统计，全世界 70 亿人口中，靠右行驶的 “右派” 有 2/3 的人口规模，靠左行驶的 “左派” 约占 1/3。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车辆左行的由来汽车出现以前，欧洲古罗马时期的道路交规是什么样呢？通过观察路面的痕迹，专家能够得知当时人们骑马或者坐马车都是靠左行驶的。这是因为大部分人是右撇子，骑马的时候习惯左脚踩马镫，右脚去跨马，这样靠道路左侧行驶比较合理。另外，骑士都习惯右手持枪或者佩剑，靠左侧走便于与迎面的敌人作战；平时不作战的时候，佩剑挂在左侧，在马匹交会的时候也不容易碰到对方。这是欧洲主流习惯。1300 年，罗马教皇朴尼法斯八世宣布举行第一个基督大庆纪念时声明：条条大路通罗马，并指示赴罗马朝圣者必须靠左行走。从此，靠左行长远地影响了欧洲国家。1756 年，英国颁布了伦敦桥交通法，规定马车过桥要靠左侧行驶，其后在 1772 年规定车辆在一切道路上都得靠左行驶。随着 19 世纪英国殖民势力向全世界大规模扩张，左行原则也相继传入亚洲和其他地区。目前车辆靠左行驶的国家有：英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爱尔兰、马耳他、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等国家。因为为首的英国是岛国，习惯上又称这些国家为岛派国家。日本为何是左行日本靠左行的历史缘由与武士道有关。古代骑士们骑马，习惯是左脚先上镫，右脚再跨上，自然得在路左上马；再则，武士长刀在左侧，便于右手拔剑，身体左边是脆弱的空当，自然靠左行才能掩护空当便于攻击防守。武士靠左走，老百姓不敢右行迎头冒犯，所以全国都习惯靠左行动。尽管日本从未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英国车辆的行驶方式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日本。1870 年日本政府受到了英国的援助来建造自己的铁路网络，但它们获得的不仅仅是必要的基础建设，而且还得到了一套完整的道路规章制度。从此，日本所有的交通道路都以左侧行驶的方式建造。英国车辆靠左行驶的另一种说法左行制源于水上航行。15 世纪，英国海军为减少进出泰晤士河的船只事故，规定进入泰晤士河的船只将太阳运行方向让给驶出船只。泰晤士河的流向是由北向南再转向东流，经伦敦入海，出泰晤士河的船只靠东，而人们观看地图的习惯是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于是形成了左侧通行制。车辆 “右行” 的由来目前欧洲除了一些跟英国有关系的岛国外，整个大陆基本都是右行。右行是如何产生的呢？这起源于 18 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是邮车货车最发达的国家，很多马车为两匹马拉车。车夫坐在马的后面，由于习惯用右手拿鞭子的人居多，为了方便一只手拿鞭子能够打到两匹马，于是车夫习惯坐在左边那匹马的后面。这样，在会车的时候为了观察两辆马车的车轮中间有个尖的轴不会碰到，法国人就习惯靠右行驶。但是当时法国的贵族、骑士单独骑马的时候还是习惯靠左行驶，作为特权，并勒令第三阶级的人和车为他们让路。在受尽压迫的底层人民看来，“靠左行” 意味着贵族与特权，而 “靠右行” 则带有 “革命” 的意义。于是，法国大革命了，车辆右行了。拿破仑上台后，发动了征服欧洲的战争。法国占领了哪里，就把靠右行规则带到哪里，德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都 “奉命” 改为了 “右行”。自从有了拿破仑，欧洲开始了 “靠右行”，但英国却偏偏要和法国作对，依旧保持 “左行”。由于美国经过与英国长年战争才获得国家独立，而法国在其中多少给予了一定帮助，为彻底与英国划清界限，美国在建国伊始便由道路交通的 “左派” 转为 “右派”。众所周知，由于汽车驾驶观察路况的需要，靠右行驶和靠左行驶决定了 “左驾车” 和 “右驾车” 之别。美国是现代汽车工业的发祥地，美国的 “左驾车” 源源不断地倾销至世界各地，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很多国家靠左行还是靠右行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实行右行的国家有美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德国、加拿大、古巴、巴西、希腊、墨西哥、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奥地利、匈牙利、巴拿马、菲律宾、阿根廷、乌拉圭、埃塞俄比亚、缅甸、尼日利亚等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大陆国家，习惯上也称陆派国家。

一本杂志一点收获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追论洋务运动的责任与清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密切相关，是李鸿章的政治对手借机发难。诚如吴汝伦在《答潘藜阁》中所看出的那样，对李鸿章及洋务运动的指责，系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又如美国前副领事毕德格在日本东京与外务省人员讨论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的情形时说：“言官见东胜而中负，乃任情诬惘，归咎于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风捉影之谈，冀动朝廷之听，而思自坏其长城，其害中国较之敌人而更甚，殊为可哀之至。” 由此可见，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统治集团内部并不都真正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他们有意识煽动的爱国主义情绪，可能正深藏着他们部分不可告人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之后对洋务运动的检讨、批判，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戊戌变法，实际上只是基于民族情结的张皇失措，是一个民族政治意识并不成熟的表现。基于民族主义情结，我们看到，在甲午战后，虽然维新思潮毫无疑问成为时代主流，但这一思潮并没有唤起国人的共识。一方面，因维新思潮过分否定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从而引起那些顽固派、乃至稳健派的强烈反对，愈趋加重中国进步的阻力；另一方面，鉴于维新与保守的争论持续不决，唤起另外一部分人更加狭隘的汉民族意识，以为维新与保守的争论，在本质上无关中国民族的整体利益，而是满汉之间的冲突。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 乃以庸奴误国，涂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 孙中山在这里所表现的是另外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他的真正意图或许正如史扶邻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所说的那样，是争取人们支持武装反对清政府。甲午战争唤醒了中国人尤其是汉人沉睡了近 300 年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促成了戊戌新政，然而戊戌新政乃至新政的主体清政府最终却又被民族主义冲突所扼杀，所有这些，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直接后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久前公布了 2018 年度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名单，她们是希瑟・扎尔（南非）、卡洛琳・迪恩（英国）、艾米・奥斯汀（阿根廷）、珍妮特・罗森特（加拿大）和张弥曼（中国）。尽管张弥曼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林奈学会外籍会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但绝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晓张弥曼。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领略这位气度优雅、学识渊博的科学女神的风采。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女科研人员的比例在持续上升，但还是缺少顶尖和拔尖人才，“玻璃天花板” 仍未打破。不止中国如此，在世界上，这个遗憾也一直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表明，如今科学家中女性比例仅为 28%；诺贝尔奖自 1901 年设立以来，只有 3% 的自然科学奖颁发给了女性。其实，从屠呦呦和张弥曼身上可以看到，女科学家并不输于男科学家。如果有机会、有条件，女性同样可以成为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人数的比例不应只有 28%。如何培养更多的女科学家呢？张弥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和一种方式，那就是 “先结婚，后恋爱”。当初，引导她人生和促成她学习和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的，既有其父母的影响，还有管理方的 “强行” 规定（分配）。张弥曼是在后来深入这个专业之后，才对这个专业产生了发自内心的热爱，因此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杰出成就 ——“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如果只是考虑男女的性格差异、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的不同，就不让女性接触所谓不适宜的学科，就不可能给予女性更多的机会，也培养不出更多的女科学家。这时，就需要一种 “强行” 的方式，看看能不能培养出超过女性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之外的对职业和科学的热爱，以成就更多的女性。当然，这并非是说都需要对女性的职业和科学生涯进行强制性的 “先结婚，后恋爱”，而是指，这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就像张弥曼的成长一样。要培养更多的女科学家，既要创造条件，更要探索可行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