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家希伯神父（LePFibot）在其所著《古代中国文化论》中说：“《诗经》的篇什如此优美和谐，贯串其中的是古老的高尚而亲切的情调，表现的风俗画面是如此纯朴和独特，足可与历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相媲美。” 西周和春秋初期，虽然有社会离乱，但总体上说，那时人们的生活颇有田园诗般的味道。《诗经》中的诗篇，大部分为无名氏所作，或者是一种集体式的创作，其功用是社会共同体成员用来相互娱情，或者在宗庙中娱神的。汉代儒者硬说《诗经》篇篇都是美某人、刺某人的，有许多穿凿附会的成分。中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到今天仍有 “对歌” 的习俗，大概《诗经》时代普遍具有此种风俗。《诗经》中的风谣一类诗很可能是通过这种 “对歌” 形式传播的。这种 “对歌” 有时是恋人的互诉衷情，也有时是集体娱乐的相互调笑。它直抒胸臆，活泼清新，感情真挚，充满生命的活力。像《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这种偷情诗歌能在上古社会共同体中传唱、流传，最后被王朝采诗官采集到，经过整理后，又被上层社会接纳，并加以传习。如果没有集体娱乐 “对歌” 调笑的形式，这样的诗是不会在最初流传的；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开放宽容的人际关系和共同的审美情趣，王朝采诗官也不会将之宣之于大庭广众之间的。《诗经》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 “样态”。他们的生活是具体的、琐碎的，乃至重复的，几乎是无须记述的，但这些生活乃至具有此生活的人们的精神是那样的鲜活，它以一种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且一直被传诵，被解释，而由此，这种生活乃至具有此生活的人们的精神被 “诗化”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