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报告文学，可读性很强。作者埃德加・斯诺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冲破当时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在当时苏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采访和旅行。红区的经历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写道："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 —— 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 —— 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完全抛开了个人历史主义，为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奋战一生。他记录道：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 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 这本纪实文学，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当时极度艰苦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能走到最后，能够带领广大的贫苦百姓战胜一切，建立新中国！

这本在中国一再再版的书，到现在才第一次读，实属不该！感悟良多 —— 善良和爱是人类共同的、最本质的感情，它让人与人之间沟通没有障碍，也让战争与和平成为永恒的交织着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斯诺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只身冒险在陕北进行长达 4 个月采访，见证了红军初期复杂多变的革命局势，对当时苏区革命发展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做了生动记载，向全世界人民还原了中国红军和苏区真相，这本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值得一读。—— 有了斯诺的记录，战争有了历史的、辩证的注脚，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有了生动的鲜活的色彩。如果不看这本书，不会知道自己以前所了解的历史有多么的单一浅薄且片面。这是在一个外国人的笔下记载的故事，更显得难能可贵和公正；如果不看这本书，不会如此鲜明的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人民的悲惨。以为他们只是受压迫，却不曾想到，在那个黑暗的世界，命如蝼蚁般渺小脆弱，任当权者轻轻一捏便终结此生，千家万户一夜之间消失于世界，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曾来过这里… 如果不看这本书，不会贴切体会到鲁迅先生笔下 "吃人" 的社会的可怕。不会了解到民国大饥荒时，地主阶级为了利益，低价收购农民的土地，大肆集聚资产；当权派为了政治利益禁止救急粮食运往灾区，眼睁睁看着人民活活饿死… 这些 "人" 的光鲜亮丽是踩着尸体爬上去的，它们吃着人血人肉俯瞰饿殍遍野的大地，反过来又讴歌自己创造的 "美丽世界"。丝毫没觉得被饿死，被杀死，被奸污的那些人是自己的同胞… 幸好，黑暗之中总有人身先士卒前赴后继去找寻那希望的星火。也幸好，有人找到了，并把这火烧得更旺了，足矣驱散笼罩在头顶的黑暗。心疼他们受过的苦，谢谢他们照亮了路… 借用觉醒年代里教员出场时很感人的一句弹幕：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了，他们改变了… 勿忘历史，感谢革命先辈们！

每日一书：《红星照耀中国》。本书记录了斯诺自 1936 年 6 月至 10 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了红色根据地的情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列宁的这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杨虎城也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为家庭纠纷所苦，因为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是他年轻时娶的小脚女人，是他的父母在蒲城给他娶的。第二个是像蒋介石夫人那样的一位活泼而勇敢的女性，年轻貌美，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既摩登又进步，据说从前参加过共产党，是杨将军自己看中的。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 “土匪” 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 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 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 “鼎鼎大名的” 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才生。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 “无知土匪”“强盗” 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 “辈分” 最高，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他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说贺龙说起话来能 “叫死人活过来打仗”。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 “点名表演”。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地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战士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在他们西北方向的远远的山区里，另外一个黄埔军校生刘志丹当时正在为目前陕西、甘肃、宁夏的苏区打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共产党在西北之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像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彭德怀过去即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来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我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原来斯诺到当时东北军的防线后面的洛川以后，搭东北军的卡车回西安。到西安鼓楼下车以后，却发现他的行李包不在车上。这个包里有他十几本笔记和全部的胶卷！斯诺在鼓楼下面惊呆了，交通警就在不远的地方好奇地看着。后来终于清楚，为了怕受到搜查，他的行李包被司机塞在东北军待修的枪械包中，一起卸在二十英里外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天已黑了，司机表示到明天早上再去取。可是斯诺的新闻记者的敏锐直觉告诉他，到明天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坚持要司机当晚去。他想：要是行李包被国民党宪兵发现打开，不仅他的一切采访成果付诸东流，而且那辆东北军的卡车和有关的人也都完了。斯诺一夜没有合眼。笔记本和胶卷终于安然无恙全部找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卡车一回西安，果然街上就停止一切交通，城门口都遍布军宪岗哨：蒋介石突临西安，全城戒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就是这样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才拍摄保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