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一点收获啊哈时刻摘抄：随着贸易摩擦的深化，西方媒体 “站队” 姿态明显，大量不客观甚至抹黑报道被搬运至国内，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某民族企业也在人们的愤懑之情中晋级为上甘岭的 “夺旗英雄”。而下半年网络上泛滥的香港暴力冲突视频，进一步加剧了主流群体 “同仇敌忾” 的情绪。在过去，但凡中国跟西方国家产生些许摩擦和矛盾，一部分 “公共知识分子” 下意识就会去设置 “我们做错了什么” 这一议题。而现在，当年引领舆论的那个群体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主流群众追捧的议题也变成了：我们做对了什么？在过去 40 年，媒体对 “中国做对了什么” 这个议题，一直缺乏梳理、总结和信仰。而那些善于提炼总结中国模式的知识分子，貌似有着官方的强大支持，却仍无法避免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嘲讽和批判。他们总是像扭捏的小媳妇一样，不敢也无法登上非官方的主流舆论舞台。

如果有一个 2019 年最流行歌曲评选，创作于 1985 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想必会全票当选。34 年后，这首歌被选定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的主题曲。这一年，官方、商业和民间对它的各种演绎从年初就开始，一直持续到 10 月的盛大庆典之后才算告一段落。以这首歌为背景音，中国人经历了一场以 “中国” 为主题的年度巨型 campaign。这一年的几乎所有大型公共事件的确都与 “中国” 相关，其中包括两个今年在社交网络上总是能带来显著高流量的话题 —— 华为和香港。围绕它们的讨论，最终一定会落到 “中国” 这两个字上。这两个字，也被我们选为 2019 年的年度关键词。理论上，对于一本在中国发行的商业杂志，或是任何一个在这里做生意的商业实体来说，“中国” 永远是底色和基调。但今年，这个底色在商业世界中尤为突显。影视行业的寒冬论已经持续了几年，但大部分与中国概念相关的电影都在今年取得了好成绩。票房最高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被视作 “国漫崛起” 的标志，票房排名第二的《流浪地球》代表 “国产科幻崛起”，包括《我和我的祖国》在内的 3 部电影则直接成为国庆 70 周年纪念的高潮之一。今年受到欢迎的商业公司，背后也多有 “中国” 属性的影子。它们有的是重新找到方向的传统品牌，有的是迅速崛起的创业公司，有的是在全球市场遭遇激烈竞争的本土冠军。本土品牌的崛起的确成了 2019 年中国最显著的商业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第一财经》杂志会在今年首次制作 “新国货” 榜单。你当然很难量化 “中国” 在其中的的作用 —— 比如用一个百分比去判定华为销量猛增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爱国 —— 但它又太明显了。人们在消费这些产品，或是称赞这些公司的业绩时，最终都会把落点放在 “这是中国变好变强的体现”。差不过一个世纪以前，类似的商业氛围也曾充满中国社会 ——1910 年代到 1930 年代，国内曾有一场持久的 “国货运动”。“工人必须积极改良国货”“大众必须积极购买国货”“商人必须积极销售国货”…… 美国历史学家 Karl Gerth 在著作《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中记录的这些口号曾在 1928 年夏天的 “上海国货周” 被反复提起。100 多年后，消费主义与爱国主义再次合流。当然，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两次国货潮仍有许多不同。1910 年代还是一个电影被称为 “洋戏”、袜子被称为 “洋袜” 的时代，消费社会的一切基础都是从国外引入的。“中国人买中国货” 的信念，几乎是当时本土品牌唯一的仰仗。但这一次，国产品牌的叙事口吻已经变了，现在的表达方式是：“中国品牌也不错，不是吗？” 如果你像媒体记者一样经常参加各种行业论坛，就会听到这样的表述：在 ×× 领域，中国的确是领先了。这正是变化中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观察 2019 年表现突出的这些本土品牌，你会发现它们赢得市场的最根本逻辑还是商业的：华为牢牢抓住了手机用户的拍照需求，并且用有竞争力的成本满足了这一需求；李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是因为它真的对中国文化做了提炼，衍生出了有个性的设计，这是潮牌的本质；完美日记在欧美品牌统治多年的美妆界快速拥有了姓名，是因为它最大化利用了中国在电商体系、供应链体系和社交网络营销体系三个层面形成的资源红利…… 在它们身上，“中国”，或者说爱国主义的影响，更像是催化剂和放大器的功效。另外类似大白兔、百雀羚、飞跃等一批国货，与其说是借国货概念营销，不如说是把消费者的集体回忆作为品牌魅力的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