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生活书店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成立，书店对内以 “生活合作社” 的形式，形成集体拥有、集体经营、利润归于集体的结构，书店也由此开始了它不平凡的历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的历史，特别是全面抗战期间发展至鼎盛规模的过程，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主体性不断加强的过程。这有诸多方面的表现：文化事业的定位更清晰、运营规模更壮大、增容提升编审决策团队、关于报刊书籍的 “知识” 的立场更加稳定、加强组织的制度和纪律建设、加强书店同人的共同体意识与道德修养，都是生活书店为自身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站得更稳所做的努力。如此看待生活书店这一时期的发展和成长，会发现在关于它的研究中经常被提到的 “统战”“政治化”“左倾”，不太能解释抗战期间书店主体性增强的全部，我更愿意把生活书店这段时期的发展，理解为一个生命史的历程，由此可从它的身心和向往出发，整理史料，重构图景。在这个生命逐渐壮大的情境里，有三个关键词：知识、干部和制度。书店是销售知识的机构，出版什么 “知识” 对它来说，意味着市场表现和收益。但是，邹韬奋在书店内部同人刊物《店务通讯》里经常强调，书店不是五芳斋、冠生园，“知识” 是讲对错的，这是比盈利更重要的、关系着书店发展的大事。这意味着，与市场表现相比，能否出版发行正确的 “知识”，更是一家书店的生命线。同时，什么 “知识” 正确，也直接关系着书店会选择哪些知识分子来为它的编审工作掌舵。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胡愈之、柳湜、艾思奇、沈志远等人与书店的合作，都在这个大的逻辑里发生。此逻辑在战争中被进一步强化，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家从与书店合作的作者，发展为书店 “知识” 的策划者和保障者，作为书店的大脑，而成为书店体制内的重要领导。当然，在书店当时使用的语言里，他们比较少被称为领导，指称他们的词相当有意思：干部。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就整个社会的组织架构来说，核心的人才群体是 “干部”。“干部” 这个词借自日语，同盟会时期就已被使用，随后它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里，被深深嵌入到政党政治的发展发达之中。王汎森认为，二十年代 “主义” 的兴起意味着组织、纪律成为进步青年的理想寄托，即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自我完善和社会理想。这种看法在抗战中变得非常普遍，无论是 “抗战” 还是 “建国”，都要求一个新人集团的崛起，这就是干部。干部集团也进一步发展强化了进步青年与党政训练机构的关联，经过组织培训而产生的干部不再是独善其身的个体，单干者也不是干部，干部在组织中才有意义。这样的 “干部”，实质上是一套关于个人与组织关系的观念与实践。此观念与实践，在以邹韬奋的言论为代表的生活书店的语汇系统中，能被清晰地观察到从无到有的过程。全面抗战前，“干部” 一词政党言论中已普遍使用，但大众媒体上比较少见。一九三六年邹韬奋在《生活日报》上发表数篇谈青年问题的文章，核心意思是让青年将已有的知识联系实际，真正付诸实践地 “干” 起来，但此时他还没有给 “干” 起来的青年找到一个特定称呼。全面抗战爆发后邹韬奋再谈青年训练时，已非常熟练地使用 “干部” 一词。一九三八年他谈青年训练原则时说：我们建立新的军队干部，做乡村工作，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都与青年训练息息相关，因为 “青年训练和干部的养成是有密切的连带关系”。同期，在他和柳湜主编的《全民抗战》上，邹韬奋说：“在民众动员工作中，无处不需要青年来做干部，做骨干，做中间分子。” 也正是这个时期，邹韬奋在第一届参政会上以 “培植救国干部” 来 “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 的提案，更清晰地表明 “干部” 不仅是将青年个人与国家组织联结起来的机制，更是解决两者困境的方向和方法。

这本 12 万字的《读书》月刊，是今年的第 7 期（7 月），4 个多小时才读完。这本杂志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感觉内容比较杂，文章都是一些作者读书的心得感受和评论，有对书籍背后作家的生活、趣事、情感、恩怨等。文章有读历史的、政治的、国内的、国外的、文学的、艺术的，甚至有逻辑数学的。总得感受没有必要读完每一篇文章，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就行，所以，以后这套杂志我就不通读了，有些不想了解的内容就略过了，毕竟时间有限。推荐你也翻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