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只有解决好 “为了谁” 这个根本问题，调查研究才能有的放矢、脚踏实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制定出让 “房东老大娘” 笑逐颜开的政策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调查研究就会从源头上变形走样、变质变味，提出的建议、制定的政策要么隔靴搔痒、自说自话，要么顾此失彼、左支右绌，有时还会让人民群众哭笑不得甚或怒不可遏。“调研什么”，也是必须解决好的首要问题。赤壁之战，曹操一不调研己方，只看到自己军队强大，不知士兵不习水战；二不调研彼方，只看到东吴弱小，不知吴军长于水战；三不调研天文，认为冬天只会刮北风，不会刮南风；四不调研地理，没料到北军到南方水土不服，发生疾疫；五不调研人才，没看到对手人才济济足智多谋，结果被孙刘联盟烧得 “樯橹灰飞烟灭”。不调研不行，乱调研也不行。调研的问题选择不能主观臆断、闭门造车，不能自以为是、自设靶子。靶子错了，靶心偏了，必出昏招，必招败局。今天，有一些调查研究喜欢搞 “头脑风暴”、搞 “问题秀”，憋在办公室里罗列了一堆问题，实则根本不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曾有某地社科研究单位在汇报重点研究方向时，动辄就是 “全球化发展战略”，却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兴致索然，招致省委主管领导的严厉批评。这和赤壁之战的曹操如出一辙，自以为 “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实际上是凌空蹈虚、脱离实际。当前，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才是迫切需要聚焦的真问题。“怎么调研”，则是关乎调研质量和成效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他在其最早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的基础上，写出了《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的重要论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经济工作进行了一次规模大、时间长的系统调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成为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他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 34 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习仲勋同志在改革开放后被中央派往广东省委工作，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逃港问题。他不仅考察省港边界线上的罗芳、莲塘，站在中英街界碑前目睹香港的车水马龙，亲身体会发展的差距，还直插现场，走了 23 个县，研究逃港问题的根源，为珠三角找到了建立 “三来一补” 企业的发展出路。调研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归根到底，要带着问题来、冲着问题去，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 “蜻蜓点水” 式调研，不能搞做指示多、虚心求教少的 “钦差” 式调研，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 “被调研”，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 “嫌贫爱富” 式调研。调查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更重要的是，调研的过程也是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如果调研偏向失焦、不知所谓，或者装腔作势、应付差事，这样的调研还不如不调研，否则，不仅侵蚀了公信力，也寒了群众的心。

苦读之余，最让人如痴如醉的娱乐类图书，莫过于想象大胆、情节曲折离奇的通俗小说。在这一品类的竞争中，余象斗亦全力参与。

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手，将真正创造一个 “平” 的世界。我国数字经济在终端消费，以及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应用上，具有位列世界首位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在数字经济，在年轻一代，在创新生态和环境，在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我国企业 “走出去” 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的新产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不搞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强凌弱，而是有饭大家吃。无论国家还是地方，企业还是个人，都努力构建着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