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身份的焦虑。自我感情的压抑。

没有强烈的情绪和情感，我写不出字来。由于缺少必要的才华与克制，我的分析有时贫乏、有时枯燥、有时执拗、有时泛滥，唯有求得笔锋带一点原初的情感，好让我不至忘却自己为何要选择 “文化生产” 的视角，去编织 “读书的料” 的成长故事。博士刚入学不久，我就向导师康永久老师吐露了对高学业成就农家子弟的研究兴趣。自己的成长过程让我模糊地感觉到，包括我在内的这样一群农家子弟的教育和家庭体验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将我们的成长体验记录下来近乎一种使命。但导师却敏锐地提醒我，这样的研究设想必须与关于再生产理论的一系列研究 —— 包括董永贵师兄、熊和妮师姐、胡雪龙师妹有关 “寒门何以出贵子” 的研究 —— 有本质区别。没有新意，不如不写。那时，我还无法明言感受独特性与研究独特性之间的关联。我的生命历程让自己在面对文化再生产和文化生产理论时总忍不住质疑。一方面，我不服气 “文化资本” 近乎成了中上阶层的专属品，底层总是被视为 “缺少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在阅读《学做工》的过程中，威利斯关于 “循规者” 的寥寥数语也已激起了我强烈的探索欲望。很难想象，能突破社会结构的种种桎梏、最终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只是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的 “书呆子”。但零星的自我感知还不足以支撑对理论的质疑。2015 年 4 月，我在导师办公室第一次接触到了结集而成的教育自传。那时的我呆坐在电脑前，感到一种震颤从内心升起，无数的生命记忆像雪花一般飞来。我梦想着勾勒出这些活生生的生命的本来面貌，揭示他们生活的内在力量。可以说，那一刻的震颤是这篇博士论文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之后，我的学术志趣便集中在了这样一群 “读书的料” 身上。布迪厄曾将自己的社会学实践看作有关他自己社会经验的社会学。但我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去编织 “读书的料” 的生命故事了吗？时机似乎并未足够成熟。完成博士论文初稿时，我才 27 岁，工作经验也只有两年，历练不深，学识更是浅薄。文中的这些 “读书的料” 与我年龄相仿或者更大一些，他们的生命历程像是一个幽深的隧道，其中的复杂性并非现在就可道尽。但对与 “读书的料” 成长经历相似的人来说，或许阅读本身会成为一种治愈。而对于那些与 “读书的料” 成长经历不同的读者来说，文中的故事或许能够让你感受到另一个世界。在 Michael Jackson 的《治愈世界》（Heal The World）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爱让我们不断成长，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我想，真正的爱就是这样一些面对的勇气、对自我的接纳、误解后的理解、真正的宽恕以及发自心底的同情与慈悲。若是从 2015 年 4 月算起，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花了近乎整整两年。写作的艰苦本是一个博士生应当独自承受的，但我遇上了一个很特别的导师。温源宁曾这样评价胡适：“胡博士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 —— 在他的著作里，谈话里，作风里。他一点也不想有所隐瞒。他没有神秘之处：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无暗影。” 这样的评价同样适于我的导师，他是我见过的最明朗清澈的人。有什么，他就说什么，很少会隐藏。观点的刀光剑影背后是先验的善意与温润。也许这与读书人的 “风骨” 相近，但我却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天性。当然，康老师不仅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也是有什么就做什么。三年求学过程中，他一次次忍受我以各种理由找他谈论文时的前言不搭后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思维的无数漏洞、行文的拖沓散漫，总能灵光一现地为我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在无数次的 “互相折磨” 甚至是 “吵架” 中，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已经分不清楚，要么他被迫接受了我的立场，要么我彻底被他的审美和观点征服。当然，后者往往是我们的日常。康老师对审美和行文的要求，比如逻辑不要进标题、章节一定要奇数，有时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但如今，我也成了看见六章、四节就身心难以自如的康门弟子。而且，我最终认识到，在审美上的追逐，将倒逼对文字的雕琢，表达的是作者的用心和敬畏。说到底，这篇博士论文是我与康老师一起求索而成的果实，是我们尝试推翻再生产理论已有的断言，站在新的角度理解中国底层读书人生命实践的努力。它的酸涩皆来自我个人学识的浅薄、人生阅历的局限，而它的甘甜皆离不开康老师为人的磊落，对学生的善意以及不辞劳苦的教导。相处越久，我越是能够理解康老师对学术的纯粹态度和为人处世的可贵立场。像一切人一样，他也并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他，但喜欢他的人也许就能够理解 “君子之交淡如水” 中 “君子” 的真正意涵。我的硕士导师郑新蓉老师是带着懵懂青涩的我走进教育社会学大门的人，她思想博大而宽容，常常能融冰雪为春意、化干戈为玉帛。成为郑老师的学生之后，我才理解韦伯所说的 “卡里斯玛” 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硕士期间，她给了我走南闯北的机会，一次次帮我树立做学术的信心。她对学术工作的热爱，对处境不利群体的关切，对身边人的理解和体贴，所有的这些言传身教都为我的立身处世和学术风格铺上了一层底色。没有经历她的教导，我很可能成为学术领地的匆匆过客。重返校园之后，郑老师鼓励我参加读书会，不时过问我的学术和生活。在美国访学期间，远在日本的郑老师鼓励我、支持我，让我相信自己并没有那么差，我也可以做得好学术。郑老师见证了我曲折的成长历程，她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永远难忘。这本书也是向 Paul Willis 教授及其《学做工》的致敬。在最初参与教育人类学课程时，他勉为其难地接纳了我这个旁听生。之后我和刘磊明、闫予沨邀他一起喝咖啡，才慢慢熟悉起来。他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三年，也是我读博的三年。在此期间，他担任了我的副导师，邀请我承担教育人类学课程的助教工作，耐心地听我讲对 “循规者” 和 “阶层旅行者” 的兴趣，给了我许多无私的支持和宝贵的建议。在我看来，他是一个 “不循规” 的循规者，无论是在学术还是生活上。有一次和张越一起与他喝咖啡，他在桌子上画了几道横线，告诉我们这几条横线就是已有的理论，而我们要做的是竖着走，斜着走，超越、综合、连接而非模仿。不得不说，他是我心目中的勇者，有自己清晰的底线，有绚丽的辞藻，有旺盛的精力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尽管已经回到英国，但他还是一直关心着我的生活和学术发展。这份师生情谊对我而言弥足珍贵。另一位我要感谢的人是 Michael Apple 教授。他慷慨地应允做我的合作导师，为我提供了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访学的机会。他在课上说起处境不利的劳工、黑人、女性在遭遇不公正对待时的激愤，周五讨论会上鼓励和期待的目光，在咖啡馆与我讨论选题时的宽容与耐心…… 所有这些都砥砺我不要将自己的成长背景遗忘在身后，不要停止对处境不利人群的关切，不要以自己力量微小为借口逃避读书人的家国使命。依托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搭建的平台，我得以参与一系列国内外的学术活动，拓展自己的视野。我从顾明远先生、郭华教授、郭法奇教授、朱旭东教授、石中英教授、檀传宝教授、刘宝存教授、楚江亭教授、朱志勇教授、徐勇教授等许多老师那里领略到了教育学不同领域研究者的独特魅力。陈建翔老师、张莉莉老师、王啸老师、丁道勇老师在我开题时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帮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研究设想。在我出国访学的准备过程中，杜亮老师还无私地担任了我的担保人。魏曼华老师、尹力老师、余清臣老师、刘水云老师、王熙老师也在求学过程中给过我许多温暖的鼓励。读博期间陪伴我的舍友是王成龙、俞子恩两位同学。成龙有什么好的文献总是与我分享，他帮我复印的由厉以贤先生编著的《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成为读博期间翻阅次数最多的著作之一。在我遇到困惑时，他也常常能设身处地地为我提供好的建议，在我情绪低落时恰到好处地鼓舞我。子恩阳光而富有灵气，他在很多方面拓展了我对生活的感知，教我轮滑，带我们去酒吧，开车带我们去驾校一路上的欢声笑语还恍如昨日。从 10 岁开始，我便过上了宿舍集体生活，成龙和子恩是我漫长求学生涯中最后两位舍友，1203 也终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生命记忆。感谢他们对我的理解、宽容、陪伴和支持。2014 级博士班的刘磊明、崔春龙、郝东方就住在我们隔壁宿舍。明明极富学术激情，与人讨论起来就非常投入，常常语出惊人，犀利而睿智。三年读博期间，他是陪我 “自过最多习，吃过最多饭” 的人。春龙热情大方，极有运动天赋，博一空闲时甚至和他一起跑到西操场一对一踢球，累到两个人都躺在漫天星空之下，烦恼便烟消云散。方方身体壮硕，沉稳可靠，有什么困难他都能热情地帮着想办法。张默涵像一个大哥，他的勤奋和对学术的认真是我们的榜样。杜光强人称强哥，运动达人，总带我们组织各种活动。王烁张罗了博一时的班级学术沙龙，督促我写出了第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张越对少数民族教育保有极大热情，每次与她讨论都最容易互相喋喋不休，总是能产生思想交锋。三年间，成龙、张越、我，我们三人作为教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生，一直互相支持和砥砺，期盼能够不辜负教育社会学团队的老师们，做出点像样的成果来。此外，江露露、张梦琦、田京、王雪双、孟彦、张冉、余晓汉、王聪颖、何文涛、杨传利、万海鹏、张琪、郑孝玲、刘惠、孙雪连、郝艳丽、袁玉芝等同学在生活和学术上也给予了我许多关心和帮助。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联合培养期间，硕士同学邓思恩、吴佳妮、王中雷、杨扬、博士班同学谢晓宇为我提供了一切他们能够给予的可能支持，帮助我逐渐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特别是思恩和佳妮，在我最初到达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Michael Apple 教授团队中的博士生 Thatcher Spero 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美国朋友，这是一份珍贵的友谊。访学期间，我还有幸结识了陈正为、王哲然、吴迪、王名扬、陈娴、卓泽林、邵琪、杨红、兰玉亭、俞越、楚颖、Yanli、Jen、Minji、Graziella、Simone、BryanMcGinn、Morgan Stephens、MayaReisz…… 感恩有这些善良而热情的好友陪我一起度过生命中一段难忘的时光。论文还直接受益于康门和郑门兄弟姐妹的帮助以及在读书会上彼此的坦诚分享。董永贵师兄、熊和妮师姐、闫晓庆师姐、王伟剑师弟、胡雪龙师妹的学位论文曾给过我重要的启迪。史薇、许金星、杨扬、吕雨欣、杨瑶、沈子仪、汪子津、黄慧真、李婷婷、王智颖、张耀文和我一起完成了博士阶段三个课题的研究，感谢他们的信任和帮助。杨瑶、郑梅钦、闫予沨、姚岩、何芳、赵倩、牛慧丹帮助我确立了论文中一些观点，汪子津、杨扬、徐婉茹三位师妹协助我校对了本书的参考文献，杨小兰、李嘉怡师妹分别协助我校对了威利斯的序言中文版以及英文摘要、目录。安超师姐为我提供了自己精心整理的投稿指南，她和吕雨欣、杨瑶师妹也不断地支持鼓励我，帮助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王学男师姐和余智柔姐夫在我求学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武晓伟、熊和妮、闫晓庆、喻意师姐，傅淳华、周序、孔祥渊、高政、王国明、陈玥、胡金木师兄，雷雅琦、朱丽、佟彤、任梦莹、李彩虹、徐文旭、王一杰、赵倩、江雪婷、刘祎莹等师弟师妹也在求学过程中给过我诸多温暖与支持。我从本科时就结交的刘江伟、王江伟两位挚友在博士论文写作以及许许多多倍感压力和艰难的时刻里给予了我不可替代的关心和支持。在北京大学第二届教育社会学暑期学校学习期间，有幸得到洪岩壁老师对文章《“物或损之而益”—— 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的点评。湖北师范大学明庆华老师、东北师范大学石艳老师在第十四届全国教育社会学学术年会上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许多鼓励。南京大学余秀兰老师的学术作品以及之后和余老师的交流为我的博士论文和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邓希泉老师、南京大学贺晓星老师、南京师范大学程天君老师、中央民族大学滕星老师、首都师范大学蔡春老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周勇老师、黄忠敬老师、柯政老师在我求学过程中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华东师范大学董伟琛老师在阅读论文初稿后提供了积极的反馈，天津大学王志萌老师在我求学求职过程中给过我真诚的建议。此外，还有幸与陕西师范大学陈鹏、阮小飞、郝文武、常亚慧等老师就论文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交流，感谢他们的关照。在论文前期探索期间，我的哥哥帮助我联系了田野调查的初中。我的姐姐也一直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关心。爷爷奶奶、家乡的亲人们在多年的求学过程中也一直给予我默默的支持。在我最茫然的时候，我的高中同学常川和他的母亲李小平女士帮助我联系了

在书中读到自己，终于明白自己为何时至今日依然还有学历情结，以及为何会有如此扭捏的家庭关系。感到悲哀。范缜曾这样解释命运：“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 大概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