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改革的逻辑》。北大教授周其仁谈改革的逻辑：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当年孙中山先生受该学说的影响很深。作为 “中华民国” 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 “平均地权” 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 “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 将卷土重来。在 “中华民国” 的政策传统上，“土地涨价要归公” 一直是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从权利角度看，通货膨胀是经对所有人财产的一种隐蔽的剥夺。从交易角度看，通货膨胀加剧了生产的交易费用，带来紊乱的经济行为和错误的资源配置。这里说的是 “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使用流行的 “创新”—— 最早由熊彼特定义的作为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特质。创新当然很不容易，可是创新究竟难在何处，人们并没有作很多探究。我的看法，难就难在绝大多数的创新 —— 技术、产品、商务模式等等 —— 在市场上可能一钱不值！我认为合适的国家概念要以人民为本位，加上领土、主权和典章制度。这样来看，民是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无民不立，民贫国必衰，民富国才强。今天的年轻人大多习以为常的是 “从现实上升到理论”，很少想到怎么从抽象 “上升到” 具体。元化先生早年深研《文心雕龙》，中年因胡风案被难。文王囚羑里而演八卦，元化囚陋室而读《小逻辑》。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元化读《小逻辑》三遍，书页几散。由此，素来主张以生命融入学问的元化先生，对黑格尔逻辑以及任何逻辑（或原则）能否涵盖真实世界产生了怀疑和批判。政治体制改革，其仁在这里反复介绍，是邓小平的未竟之志。在当代中国，任何政党，只要公开声明自己的政治纲领是为百姓谋幸福，就必须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 限制权力。因为，任何尚未完全丧失常识感的中国人都懂得，普遍的腐败源于不受限制的权力。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耳熟能详：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趋于腐败。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当时传回来的邓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 “不要动他” 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 “动” 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 “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 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邓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2000 年的前后，全球顶级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城市化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在行政管制过多、过密的环境里，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发展需要相称的城市化。纵向看、横向看，都是这个结果。中国改革开放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重新界定权利，以此增加人们的经济自由。产权是在竞争环境里对谋取自我利益的个人实施的一套制度性约束，而不同的产权约束对一个经济的整体交易费用水平有重要的影响。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最后还是要把私人产权请回来？因为最重要的人力资产总在人身上，努力、积极、责任、创造、学习等等，天然归个人控制。法律可以不承认私人产权，但那样的话，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就不能充分发挥，全社会都受损。这条 “中国路径” 非常有价值。因为权利的界定与重新界定，行为和预期，如果预期不稳定，人们就不会有长期行为。中国的办法是对底层改革先局部承认，然后不断重申 “政策不变”、“长期不变”，最后时机成熟，推进立法，把改革重新界定的权利真正在法律层面 “定” 下来。我国在组织资源方面所接受的历史遗产是一种两极的构造：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和家庭宗族。两极之间，既缺乏社区或地方自治的传统和经验，也从未出现自由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庞大而复杂的行政系统通过非官非民的乡村一级而与分散、孤立的家族相联结，缺乏有效的中间组织，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脆弱性。众所周知，首先是安徽、四川、贵州和内蒙古这样一些贫穷的农业大省，为农民地下半地下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政治保护和给予合法承认。

忘记历史，可要吃大亏，看不清前路要摔大跟头，我们确实需要认真的研究和思考我们未来的路！

本书是周其仁多年来经历和研究中国改革的体会和总结。在本书中，他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改革，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假设上的一个误区，解释了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改革成功的关键步骤，以及当下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痛点。本书核心内容：本书介绍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关键步骤和未来难点。首先，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 “超级国家公司” 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其次，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最后，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很多领域存在伸缩余地很大的制度空间，继续改革的难点，是推进进一步的公权约束和私产界定。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 “超级国家公司” 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最后，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很多领域存在伸缩余地很大的制度空间，继续改革的难点，是推进进一步的公权约束和私产界定。首先，经济运行中的成本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把私营企业都取消，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由计划和命令指挥的超级国家公司，组织成本非常高昂，运转不灵的现象常常出现，也没有真正消灭剥削现象，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逻辑，就是重新建立市场，削减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其次，中国改革中的关键步骤是逐步推进的产权界定，因为清晰的私人产权是盘活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改革在底层和上层两股合力之下，从农村的包产到户起步，扩展到城市和工商业，在传统公有制的势力范围里逐步把所有权、转让权、合约权给划出来，奠定了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最后，继续推进改革的未来难点和痛点。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体制选择空间。容易改的都改完了，剩下都是硬石头。我们今天面临的产权界定问题，往往出现在稀缺资源领域，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问题，因此改革起来特别困难。再加上自下而上的动力不足，原先那种底层创新、上层承认的路径也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有效。怎么样才能为新形势下的改革提供充足的推动力，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个痛点。在周其仁看来，改革进行到今天，需要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为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明确产权提供主要驱动力，把没有彻底完成的私权界定送上轨道，把公权约束这个议题尽早提上日程，以实现全面、彻底的产权保护。本书看待经济的视角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它的逻辑链条是，只有明确了私人产权，自发的市场交易行为才能活跃起来，从而带来经济的发展，政府如果过多卷入市场行为是不好的，需要进行自我约束和调整。这其实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那么，用这个逻辑解释中国的改革以及中国改革的前景是不是合理呢？这就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了。有的经济学家很不喜欢这一派的观点，比如说，我们之前解读过一本书，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本书点名批评了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市场从来就不能靠自发的交易行为形成，需要强有力的市场创造者来推进，在过去，政府扮演了这个创造者的角色，而在未来，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灵活有为的市场创造者。一个强调自下而上，一个强调自上而下，两派观点唱对台戏，到底哪个才正确呢？很遗憾，目前来看还没有标准答案。对于中国改革这个历史性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看看这些不同的解释，哪个更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