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人类的幸福有上限，但苦难深渊的下限深不可测，永远有更惨烈的痛苦让人目不忍视。但直视这样的痛苦是征服它们的必要前提。由于缺乏对自身疾病状态的认识，他们常常会被非自愿地送进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继而被社会慢慢疏离。受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往往是无法被人理解但又极其渴望被理解的，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丰富到会将他们困住，丰富到会变成一堵阻止他们与他人交流的高墙。在一切可以想象的坏事发生后，一家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苦难的本质。除了相貌英俊，多恩身上还有一种洒脱不羁的自信，这种特质让人难以抗拒，也让人有点难以企及。在他的一生中，这种隐秘的特质都会对他有利。从一开始，就好像咪咪是专属于他，而他却属于所有人一样。两人观点分歧的核心是妄想型精神病的本质：精神分裂症是与生俱来的脑部疾病，还是在生活中遭受的损伤？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与同时代大多数其他精神病学家不同，他确信这种疾病完全是 “心因性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产物，并认为这很可能与患者在童年成长期的经历和受到的伤害（往往是性方面的经历）有关。荣格坚持的观点则更为保守，他认为精神分裂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器质性、生理性的疾病，而且很有可能可以在家族中遗传。在家时，多恩是一副老好人的形象。他平日沉默寡言，只有每天天亮的时候会喊：起床！起床！手举起来，出列，排好队！把地板楼梯前前后后都扫干净，6 点准时到餐厅吃饭！其他时候，都是咪咪打理一切 —— 她不会轻声细语，而是疾言厉色，不容懈怠。她像个雄赳赳的战士一样迎接着每个庸常的清晨、中午和夜晚。咪咪当时不知道，她这样的脾气最后会害了自己。20 世纪 50 年代，精神病学已经开始研究像她这样的母亲了。美国精神病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使用了一个新术语来描述这样的女性 ——“精神分裂症妈妈”（schizophrenogenic mother）。这次见面后，琳赛决定她需要接受所有家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权利，就像她有自己的自由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旅途。” 琳赛说。她还说自己也要处理好与他人的距离。“大家的人生都是边走边摸索的。” 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文化认知没有那么僵化，病人没有被与主流社会隔绝，在危险信号最初出现时就积极干预的话，加尔文兄弟的人生会不会发生改变。但或许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五十年，像加尔文兄弟这样的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将疾病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对每一种疾病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的发展都会像脊髓灰质炎一样，先是无法治愈，然后神药出现，最终将其从地球上彻底抹去。当然，并不是所有疾病的情况都符合这种模式。更多的时候，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理论未必能走出实验室并应用到更多人的身上。无论是对弗洛伊德学派、克雷佩林学派，还是家庭动力学领域的专家或者遗传学家来说，拒绝合作都让大家饱尝了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之苦，每个人就像井底之蛙一般。20 世纪 70 年代，精神分裂症研究者卢・克伦威尔曾描述过这种困境：“就像人在骑旋转木马时要选一匹马。人人都会认为自己的马是领头的。一轮转完，人从马上走下来，才看清楚这马其实哪里也没有去。不过那种经历倒是挺让人开心的。甚至让人想再玩一轮。”

人绝不仅仅是基因这么简单，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周围所有人的产物，那些我们必须一同成长的人，那些后来我们选择一起生活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摧毁一个人，也能修复一个人！

真真推荐必属精品，这是一部，充满了不幸，家族情感，手足情感，病痛恐怖感的书。我第一次这么直接的正视精神分裂症。它真的是一种病，一种让人得不到尊重的绝望之病。而加尔文一家让我们看清他。他们是幸运的，因为钱比较厚，如果是平民家庭呢，我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