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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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千字
字数
2023-05-01
发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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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荐语
日本知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力作,直击日本社会痛点。
内容简介
格即等级,差乃差距,“格差社会”就是指日本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
疫情前,日本社会就陷入了“中流崩坏”的困境,疫情导致的工作机会减少和行业差距扩大更是加剧了这种局面。年轻人无法延续他们父母的中产阶级身份,甚至坠入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希望在于恢复地域社区内的相互帮扶,找回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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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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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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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庭格差——战后型家庭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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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疫情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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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本家庭内部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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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格差——父母差距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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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本家庭教育态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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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父母的差距在孩子身上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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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格差——中流跌落的加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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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断凸显的三个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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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线工作者的窘境和远程工作者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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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观光业与餐饮业的胜负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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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域格差——地域再生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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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城市居住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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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列车线路上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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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域格差中的边缘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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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弥补差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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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消费格差——映射时代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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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消费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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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消费主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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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令和时代“格差”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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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与作者另一本《低生育社会》一样,是日本社会的 “警世书”:有九分证据,而几乎不能给出任何建议。但作者书中的一个观点是值得认可的:新冠疫情只是一个契机,经济下行的唯一作用是不能掩盖过去被忽视的社会问题。具体到日本,作者所说的 “格差社会” 是 “两个日本” 的矛盾:以封建门阀制度为主的日本特权阶级,以及以资本自由主义为主的中产阶级。自金融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社会的 “中流砥柱” 就处在不断消亡的过程中:一方面,中产阶级对后代和配偶的教育水平、经济水平以及家庭的消费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又被动或主动接受了封建文化中性别之分以及 “我过得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等等观念。在新冠疫情肆虐下,原本原子化的家庭遭到更沉重打击,实体产业的基本盘被金融产业掠夺,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 “摆烂” 的年轻人,以及愤怒的中年人(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姑且算是二者的结合体)。本书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法是 “重塑民间秩序”,这是一个听着很激励人心,实际上杯水车薪的作法。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能得到提高的情况下,无论怎样的分配方式都是不能服众的。日本 “既要又要” 的产业政策和腐朽败落的生产机构脱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又极度依赖以强国(中美)为首的国际市场,其内部又没有对于现有体制的强烈反对势力,无论是改革亦或是其他变革都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希望。日本的 “格差社会” 是一个失败资本主义国家的典范,其中很多经验是值得所有发展国家关注和借鉴的,但日本是属于 30 分的 “差学生”,现在一些学者和意见领袖仿佛是指着自家考 70 分的孩子,却用 30 分的差生做例子批评,这既脱离现实,也制造无意义的焦虑。谈及焦虑,据说我国某些城市的中产阶级开始在日本炒房,尝试在异国的土地上重现 “财富自由之路”,这或许就是 “世界是草台班子” 之所以有积极含义的一个力证:有时候我们不必比其他所有人更优秀,只需要比某些其他人少做一些事就行。
《低流动社会》读后感
1. 很多企业的倒闭,导致很多中老年男性失去工作。2. 就业领域,非正式雇佣制度迅速分化了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的经济差距。3. 很多年轻女性,由于家中男性失业,自己又是非正式雇佣,导致失去倚靠,对未来前景迷茫。4. 选择和什么样的男性成为伴侣,几乎是决定女性会度过怎么样人生的重要因素。选择上层男性,还是选择下层男性,人生会截然不同。甚至离婚的时候也不一样。5. 父母的差距会在孩子身上放大。父母的收入和为孩子的投入,直接影响孩子所接受的教育。6.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会让孩子一定要上大学。但是没有读过大学的父母,没有实际体验到大学的具体好处,则更希望孩子早点出来工作,减轻自己身上的负担。(我见过有的人为了自己孩子能够读更好的学校,拼命工作,进入更好的社区,努力为孩子构建更好的环境。也见过有的人觉得自己孩子读牛小还是读渣小没有什么区别。反正只要自己把精子送入到女性体内,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怎么生孩子,怎么养孩子,怎么教育孩子都是女人的事情。我对此的建议是:女孩子最好远离这种人,因为这种人其实不配拥有后代,让他们射到墙上去!)7. 女性对于结婚对象的年收入,更追求 “职业的稳定性”。(这是理性的选择,因为职业不稳定的男性,往往情绪也不稳定。有工作有钱的时候,他们不可一世沾沾自喜。失去工作的时候,则更容易贬低羞辱指责自己的家人来派遣压力,也更容易出现家庭暴力。)8. 在新数字经济中工作的人和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9. 拥有资产的人和没有资产的人差距也在扩大。10. 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进入日本最难考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学生大多是初高中一贯制学校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决定 “学历” 的不是高考,而是小升初的考试。有条件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为了考试去上各种补习班,最终进入初高中一贯制学校,考取名牌大学,毕业后也能顺利就职于大型知名企业或工资高的外资企业,成为社会 “上层” 中的一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是否能上每月需要 5 万日元以上听课费的小升初考试补习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今后的人生路线。这慢慢成为这代孩子的现实。也就是说,父母的收入直接影响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教育格差” 被再生产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可以预想到 10~20 年后社会阶层将会进一步固化。再极端地想,日本正在回到阶级社会的道路上。这种情况也适用娱乐圈和体育界。很久以前,在不富裕的家庭环境中,同样可以诞生偶像和运动员。但是现在,从小开始接受稳定的训练已成为日后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日本,女性大多对结婚对象的期望值较高,希望找到比自己学历高的男性伴侣。如果女性自己是大学毕业的话,最低也要和大学毕业学历以上的男性结婚。如果是大学毕业的夫妇,他们对于孩子的期望也是 “一定要上大学”。与此相对,高中毕业的夫妇没有实际体验到大学的具体好处。他们认为比起支付大学 4 年的学费,高中毕业后马上开始工作能更快地让孩子从父母身边独立出来挣钱,因而不希望孩子上大学的情况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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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方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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