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86 年上班的办公地点在北京永安里的海关大楼（秀水市场对面），对海关的认识是理解现代国家组织建立很好的钥匙。海关说简单就是个商业税收关卡，如何收取？一种是固定摊位费，但对于流动的商业活动就只能用包税制，欧美从罗马帝国就是如此，元朝和伊斯兰帝国也是这样，俄罗斯当年就是蒙古人的包税官。中华传统帝国为何一直没有海关呢？因为中国在 1860 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是贸易顺产国，出口产品，进口的是银子，只要出口商品从源头收税就行了，瓷器，丝绸和茶叶产地的地方官就已经收税了，中央直接向地方官员收钱就行了，而不用自己亲自去派人设卡（海关），所以直到 1683 年（康熙 22 年）施琅请设海关，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才正式设立泉州海关。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传统出口产品（瓷器，丝绸和茶叶）被大英扶植的日本和印度打垮，而鸦片和洋布等外国工业品开始向中国倾销，中国海关也正式由外国人掌控和管理，鸦片战争赔款首先就从海关税中支出（占海关收入总额的 60%），清廷向英国购买的军火费用，海关税也是主要来源。大英帝国只把持中国海关而没有殖民清朝政府，也在于清朝时中国的知识精英集团有自己的文言文交流体系，对比印度婆罗门团体自愿学习英语成为服务于洋人的精英团队，中国管理体系还没有那么多 “买办”，爱尔兰人赫德是少有的会文言文的洋人，所以由他来管理海关为大英吸血，好过去当总督，所以不是洋人不想殖民，是人手不够，海关是当时中国大地上的 “租界”，到国民政府时，还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洋买办，中国就被解放了。本书很详细的讲述了从 1860 年到 1952 年被收回的详细资料，典型的可以看出海关的掌控也反映出国家的主权变更，顾维钧当年以为自己有足够好的英法知识，用国际法原则把中国问题表达出来，被证明是误判和幼稚的，同样只要了解当时洋人对华人的歧视，赫德的中国太太和子女都进不了英国人的圈子，就更不要提华洋雇员的区别了，对英人管理的任何美化都是对殖民的吹捧，如同想给汪伪翻案。旧时的海关，一直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上的 “国中之国”。伟大的教员，在 49 年说以往的烂账一概不承认，所有外国使节先离开，等我们把房间打扫干净，这个行动的魄力和实力展现的意义，只要看本书国民政府二战后的挣扎就明白了，从 52 年到 82 年中国海关没有贪腐，因为全国 “统购统销”，全国的销售都由商业部管理，海关只是全国系统的一个仓库出入库管理员，自然没有任何贪腐的空间，房间被彻底打扫干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庞大的中央帝国政府解决了商业监管的细化难题，数字货币和全面数字信息化也才真正解决了海关的贪腐问题，海关反映出国家的兴衰，海关做为国家主权和财富仓管员，认明主人是生存的关键。

大时代下机构的变迁与求存妥协于各个政权间并为其自己效力的大英帝国的商业繁荣而效力当我们用第三方的视角去看这个长在主权不明晰力量孱弱的旧中国行政机构时我们会发现历史总是多元而复杂存在就有其价值无论是哪个政权都是权衡商业利弊下的共生、服务和妥协难能可贵的是它的独立性和官僚体制的适应性值得走进那个时代背景的视角去阅读

如果不做进一步分析，你可能会觉得：近代海关就是一个高效的 “工具人”，它毕竟没有用飞机大炮侵略中国，反而稳定了当时的国家财政。但作者方德万却说：没那么简单。要知道，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曾经长期处于贸易出超状态。它出口的茶叶、丝绸，在世界市场上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随着外籍职员把持的海关开始运作，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率长期被控制在 5% 的低水平。这方便了外国商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摧毁了民族工商业兴起的可能。中国茶叶和丝绸的市场份额，也逐渐被印度、日本等竞争者超越。更重要的是，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一直实行银本位制度。白银的价格极不稳定，经常暴跌，这意味着中国在购买外国商品时，需要付出更多金钱。而民国政府直到 1928 年以后，才通过艰难的谈判，上调了进口税率，避免了财源流失。所幸 1949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关税系统。洋员、“客卿” 把持国家财政大权的怪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