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大一统公元前 221 年建立，到辛亥 1911，封建王朝 2132 年。如果回想一下中国近 40 年的发展进步，就应该明白 2 千年的历史如果用笼统的帝制大一统去理解是会有多不靠谱。所以本书如果是个中考学习的学生，可以刷一遍当成中国历史考试的提纲，而对实际理解中国历史没有帮助，作者引用黑格尔名句 “中国历史就是没有历史”，以此来证明中国 2 千年制度一直在死循环，充分证明作者缺乏 “四个自信”，黑格尔那一辈西方人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只有在 “上帝的鞭子” 下瑟瑟发抖，根本不能理解 “君子怀德”。读历史最怕把历史当宫斗剧和战争剧来读，中国到清朝时，社会组织结构还是皇权不下县，在县一级只有县太爷一人国家发薪水，县一级直接管理百姓，县之上都是监管部门，不要说老百姓，就是大部分县级官员都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子，官员的选拔和政府的组成，从察举制到科举制，2 千年大一统的组织结构不断完善和成长，是在不断兼顾统一协调各地区资源和国家安全安定的前提下最优配置，从大禹治水开始，跨地域的组织协同，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冲突），让大一统的组织管理模式不断完善，而大一统帝制是环境使然的最优解，近代中国历史界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以西方近 300 年的组织运行模式，评判中国 2 千年的体系，本身就很荒谬，属于拿着锤子找钉子，国家体制如同公司管理模式，核心就是如何提高组织管理效率和长治久安，地理环境和人口规模不同，不可能用统一模式，是否合适看疗效。让作者一代知识分子崩溃的是，在可见的未来，中华大地上的大一统组织管理模式只会加强并延续而不是解体崩溃，如果熟读 2 千年中国历史，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变和变化。

每日一书：《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从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保障和资源动员的角度，去分析国家组织创业、运营和变迁的规律。在国家治理五个维度的模型中，方法论及相关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源于大环境、价值观、组织和资源的合力，而不是仅仅受制于某一方面的因素。一旦正确的策略确立，组织体制保障即成为运营系统的主导性力量。统治国家的价值理论和方法策略实现统一，不仅可以带来组织的完善、资源的累积，甚至可以突破大环境的瓶颈，推动整个治理体系的良性成长和正向发展。郡县制和分封制的统治策略有着很大的不同。分封制是天子通过各诸侯国而统治天下，诸侯在其领地又进行次一级的分封，天子是天下盟主。分封制可比喻为各地诸侯开了加盟店，而郡县制完全是皇帝直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集团完全听命于皇帝。这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国家的方法论，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曲折前进、逐步完善，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某些特殊形式。进入帝制时期两千年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秦汉第一帝国阶段，魏晋南北朝大分裂阶段，隋唐第二帝国阶段，五代辽宋金对立阶段，以及元明清第三帝国阶段。秦汉帝国时期是治理体系创制的阶段。秦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仅十五年而亡国，除了接班人选择出现意外，秦政权未能形成凝聚士人民众的共同价值，没有建立忠诚、高效的组织体制，对国家人力、财力资源过度动员，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因素。汉高祖刘邦一度采取郡国并行的妥协策略，至其孙汉景帝时期实行削藩策略，汉武帝时期颁布推恩令，最终完成了向郡县制的过渡。汉武帝将儒家价值、儒生引入运营系统，创立内朝、刺史等控制机构，但儒家天命转移之说，却意外成为王莽篡汉的动能。汉光武帝刘秀完成了儒生和文法吏势力融合，确立组织体制士大夫政治的特征，但部分名士、党人及文官势力，片面以价值的维护者自居，和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势力发生严重冲突，最终成为东汉政权崩溃的原因之一。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是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阶段。其中三国、两晋和南朝，是秦汉运营系统的继承和延续，而主要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和北朝，则孕育了隋唐帝国的诞生。魏晋统治者以重建大一统秩序为己任，通过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的地位，但士族内心却不认可得位不正的皇权，进而怀疑儒家价值，脱儒入玄。至东晋时代，演变为与君主共治的士族专政统治策略。南朝各代虽然重振了君主专制权威，但武人一再上演暴力夺权大戏，不可能形成价值观和方法论平衡的运营系统。北方少数民族以武力重建天命皇权，反而没有历史的包袱。北魏政权的系列制度改革和汉化政策，以及西魏政权关中本位、府兵制的价值和策略，奠定了重建大一统的资源动员能力，促使了隋唐帝国的出世。隋唐帝国时期是帝制治理体系调整的阶段。隋文帝确立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政权组织体制，启动科举考试取士的创新，但缺乏宏大的立国价值，其后隋炀帝过度进行资源动员，重演秦政权二世而亡的大戏。唐太宗混合胡汉，超越秦汉，构建起帝制时期最为开放的世界性帝国系统，但并未产生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唐代的宗教、思想领域过于自由，削弱了儒家价值的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相关制度过于粗略，影响了运营系统持久的稳定性。“安史之乱” 之后，唐政权展开了以削藩、资源动员方式改革为重点的系统调整，至唐宪宗时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韩愈等士大夫提出把儒家道统论作为国家唯一的价值。在系统修复的过程中，最高统治者对于组织体制内部各种势力的平衡最终失控，唐政权失去了治理多民族国家的能力。中国帝制时期运营系统的中断、重启，即王朝政权的倾覆和重建，无外乎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体制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第二种类型是组织体制内部权臣的簒位。第三种类型为边地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推翻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后以儒家理念重建国家的运营系统。一般在新的朝代成立四五十年左右，或第二代、第三代皇帝在位期间，王朝容易遭遇瓶颈期，如果统治者不能处理好内外各种矛盾，臣民无法建立起对于价值、新生政权和皇帝个人三合一的忠诚，国家将面临再次瓦解的危机。秦朝、隋朝二世而亡，西晋政权迅速崩溃，都是因为王朝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反之，西汉、东汉时期分别形成汉文帝主导的 “文景之治” 及 “明章之治”、唐太宗开创 “贞观之治”、宋太宗赵光义确定文治传统、明成祖朱棣去世后出现 “仁宣之治”、清圣祖康熙帝开启 “康乾盛世”，这些都是通过了瓶颈期的例子。刘邦实行郡县制、分封制并存的统治策略，刑白马盟誓，采用非刘不王、非功不侯的组织体制最高原则，是充分洞察了秦末汉初大环境后的妥协决策。作为起于草庐的江湖中人，他有多次背信的不佳记录，也有善于认错的良好口碑，他所有的考量，都是出于汉政权基业永固的目标，符合帝制时期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普遍性逻辑。刘邦 48 岁起兵，经历七年战争又当了七年皇帝，在他最后仅五分之一多的浓缩人生中，他想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够做的事情却有限。他曾经自我总结，认为自己的成功主要得于三杰之助，即谋略上靠张良、管理上靠萧何、军事上靠韩信。当年韩信曾经恭维他，“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史记・淮阴侯列传》）其实，汉高祖刘邦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摸着石头过河、高度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一切都从需求出发，可以随时根据大环境及掌握资源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统治策略和组织体制。隋文帝杨坚取代鲜卑族主导的北周政权，确立了中央政权三省六部制框架，地方回归秦汉时代的郡县两级治理，废除九品中正制而采用科举制，创新了组织体制。杨坚是法家严刑峻律方法论的践行者，对于王道的价值理解不深，隋炀帝杨广更是继承了文帝苛政暴力的方面，无限制地发动战争、征发徭役，过度资源动员而致二代而亡。明政权自仁宣之治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策略的恐怖性和野蛮性有所减弱。仁宗、宣宗鼓励大臣诤言进谏，尽量礼遇儒生士大夫。国家科举取士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分区域出卷、按比例录取的方法。清高宗乾隆帝弘历是帝制时期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皇帝，他承接了康熙帝开创的盛世局面，并试图以康熙帝的方法继续维持。乾隆帝最终击败准噶尔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将多民族国家治理扩展至西域新疆地区。他组织编撰鸿篇巨制的《四库全书》，以儒家思想正统自居，同时又屡兴文字之狱，创下君主专制统治全面进入思想领域的纪录。乾隆帝继续以轻徭薄赋、蠲免钱粮作为清政权树立合法统治的手段，但是，随着人口数字不断增长，民众生存的基本需求日益受到挑战，八旗子弟的生计出现困难。乾隆时期，西方诸国先后完成治理运营系统更新，之后又发生工业革命，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控制资源、瓜分市场。乾隆帝无视世界上其他治理体系的存在，拒绝了解西方国家送上门来的工业化信息，反而强调恪守骑射等满洲传统，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将清政权的国家运营系统，固化在保守、僵硬和脆弱的状态之中。共有八位杰出的帝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秦汉时期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隋唐两宋时期的隋文帝、唐太宗和宋太祖，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明太祖和康熙帝。其中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和明太祖，分别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帝国治理制度的奠定者，而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又分别完善了这些制度，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企业和国家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和持续经营，政权追求社会统治和有效管理，两者的价值并不一致。但从同为品牌主体的视角而言，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企业生产有形的或无形的产品，满足目标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占有和扩大市场份额，如果把政权的运作视为企业的经营，那么这一国家或地区就相当于市场，所处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所谓政权的产品，指政府对内对外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离不开国家统治策略的相关制度安排、法律设计。

阅读了绪论和后记，正文大略看了，体系完整、视角新颖、观点有启发，是一本了解帝制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基本特征的好书。作者借鉴企业品牌运营的理论实践，构建了一个分析帝制治理体系的模型（五要素模型），运用模型分析出帝制时代中国政府运行的基本特征，即以儒家思想为统治理论（思想），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为统治策略，以皇帝和官僚系统的协作为组织机制，其中，皇帝通过秘书班底掌握最高决策权，以文官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集团掌握执行权，同时以层级制下的条条和块块为基本组织架构，以乡绅自治为重要补充，形成一套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通过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加强对人员、财政资源的控制与汲取。再加上以外部环境、社会心理、文化传统为代表的大环境，以上五要素彼此配合、相互影响，形成整体的帝国治理体系。这一套帝制治理体系，历经千年，不断演化完善，但没有根本性改变。王朝的兴衰，实质上是治理体系的更新换代，前一王朝之衰，是治理体系各要素失衡导致的，而该体系也在一次次崩溃和重组中完成升级。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演化可以分为三个典型阶段和两个过渡阶段，三个典型阶段分别是秦汉帝国时代、隋唐帝国时代和元明清帝国时代，两个过渡阶段是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总体来看，秦汉创制、隋唐调整、元明清固化，总体趋势是，皇帝个人权力越来越大，治理体系越来越缜密、控制和汲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其中有八位皇帝功勋卓著，而他们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创制型帝王，如秦皇汉武、隋文明祖，评价偏于暴君，另一类是优化型帝王，如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清康熙，评价就是明君。具体来看，统治策略中，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由秦皇初创，经历一些反复，最终由汉武确立；统治思想也由汉武初步确立，光武进一步完善巩固；组织上隋文和明祖是重要的设计者，基本确立了官僚体系架构，唐宗和宋祖软化了皇帝与官僚体系的关系，或者说提高了两者的共鸣和互嵌度，康熙则是集大成和收尾者。中国帝制治理体系具有很强的封闭性、韧性和自循环，如果不是近代西方完全不同的治理体系的冲击，古代的王朝循环可能还会持续下去。聚焦当下，新时代下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似乎无法完全格式化古代模式，也无法照搬西方模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余波未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波涛正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