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在世时，荷兰社会正经历大规模的变迁 —— 从军事社会过渡为平民社会，从君王制过渡为共和制，从天主教过渡为加尔文教派，从商行过渡为公司，从帝国过渡为国家，从战争过渡向贸易 —— 而上述反转现象，正是这大变迁的一部分。在尚普兰湖岸，尚普兰冒生命危险射杀三名莫霍克族队长，就因为他想抵达中国。他要控制供应欧洲毛毡制造商所需毛皮的贸易，但更重要的是，他得找出通往中国的路线。尼克雷的袍服是实现那梦想的工具，维米尔的帽子则是那追寻的副产品。尚普兰的伟大冒险当然没有成功。法国人从未能以搭独木舟横越加拿大的方式抵达中国。不管是成是败，他们的作为让东部林地的土著人死亡惨重。休伦人受害尤深。青花瓷就在这漫长的创新过程中诞生。它在波斯销路甚好，而这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古兰经》禁止用金盘或银盘进食。有钱人想以昂贵餐具招待宾客，既然不能用贵金属器皿盛放食物，就需要同样讨人喜欢、同样高贵的东西取代，但在《古兰经》问世的时代，没有那样的东西。景德镇的瓷器正符合这一需求。7 世纪初，瓷器初抵欧洲北部的时候，价格高到大部分人都买不起。莎士比亚在 1604 年写成的《一报还一报》中，让剧中丑角庞贝以他妓院老板咬弗动夫人最后一次怀孕的冗长故事，逗得爱斯卡勒斯、安哲鲁哈哈大笑。而他说那故事时，提到她叫人端来梅子干。“那时我们屋里就只剩两颗梅子，放在一只果碟里，那碟子是三便士买来的，您老爷大概也看见过这种碟子，不是瓷碟子，可也是很好的碟子。”[10] 咬弗动夫人的妓院经营得不错，买得起好碟子，但还是买不起中国碟子。但就在仅仅十年后，这样的台词就显得不合时了，因为十年后，中国瓷器开始大量涌进欧洲市场，价格开始下滑。一如撰写阿姆斯特丹史的作者在十年之后所观察的那样，“瓷器数量与日俱增”，以致中国碟盘已 “和我们密不可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无时不用到”。到了 1640 年，有个走访阿姆斯特丹的英格兰人说道，“不管是哪种地位的人家”，家里都有很多中国瓷器。中国成为欧洲白银漂洋过海的最后归宿，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白银在亚洲经济体所能买到的黄金，多于在欧洲所能买到的。中国成为白银最后归宿的第二个原因，是欧洲商人除了白银之外，几乎没有东西可卖给中国。17 世纪上半叶，中国输入了五千吨白银，其中约一半产自日本，剩下的产自西班牙辖下的美洲矿场。美洲生产的白银，有一部分往东运到欧洲，再经印度洋运到中国，但大部分由美洲直接往西横越太平洋而去。如此大量的白银输入，突显了中国境内官方政策与民间商业之间脱节的荒谬。一方面，明廷深信若开采银矿，必会在开采聚落里引来人心腐化和社会动荡，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形，朝廷想尽办法来限制银矿开采。另一方面，商人却将大量白银输入华南。1630 年代，冯梦龙在闽北任寿宁知县时，加派兵力守护在一个世纪前就由皇帝下诏关闭的该县境内的七座银矿。冯梦龙派兵戒护，以防游民开采旧矿坑，讽刺的是，福建商人此时却成吨地运进美洲白银。但这样的内部矛盾情况，正是 17 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境地。官府努力防止无钱无势的人积聚私人财富，唯恐助长叛乱势力，另一方面，民间的商贾却通过海外贸易积累庞大财富。

作者通过维米尔画作中的细节，发现了 17 世纪全球贸易的线索，并将这位荷兰画家笔下的世界与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作品《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军官所戴的海狸毛皮毡帽，是欧洲人与北美土著海狸毛皮交易的缩影。法国人尚普兰，为了寻找通往中国的捷径而积蓄财富，引发了两个土著部落联盟间的战争，导致了土著的衰落。作品《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的瓷碟，折射了 17 世纪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之间重新划分世界秩序的战争。中国青花瓷，是为迎合波斯人和欧洲人的审美而逐渐创新而成的，它无意间改变了全球的陶瓷制造工艺，也影响了全球的贸易。作品《持秤的女人》中的银币，是白银连接起全球贸易的佐证。白银购买力强、货品众多的中国是欧洲白银的最后归宿，但白银贸易中的薄弱环节，一方面造成了国内白银供应的短期紧缩，导致了通货膨胀，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另一方面导致了在菲律宾马尼拉做生意的西班牙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后发展成流血和屠杀。作者通过维米尔的画作，其实是打开了一扇扇通往 17 世纪世界的大门，并让我们得以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最后，作者用英格兰诗人和神学家约翰・邓恩的话道出了其中的意义 ——“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一块陆地，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把一块泥土冲走了，欧洲就缺了一小块；如果把一个海岬冲走了，欧洲就少了一个海角。” 这个比喻正如同开篇提到的因陀罗的比喻，每个泥块、每颗宝珠都影响着与之共存的每一个泥块和宝珠，这正是一种全球化的世界观。作者撰写此书的动机，便是提醒人们，全球化尚未实现，但它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屠杀还是成就，都是我们共同的遗产；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命运，也都是整个世界的缩影。我们应当学会承认、接受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 我们的生活体验，已带有全球性质。

1603 年春，一名叫高寀的中国官员派了一支代表团来马尼拉，他想要查明这里是否有传说中的 “金山”。代表团的到来惊扰了西班牙殖民者，他们疑心所谓调查只是幌子，事实上是来探路，想要接下来出兵入侵。那年春末，一个供欧洲人看病的诊所起火，西班牙总督却不让自愿进城扑火的华人进入，诊所最终付之一炬，这更加深了华人的不满。又加上那年夏天，刚来马尼拉不久的西班牙大主教，在布道的时候指控华人罪孽深重、行巫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在那年的秋天演变为一场暴力流血事件，两万名缺乏武装的华人，遭到西班牙士兵和当地土著战士的屠杀，全部丧命。虽然这场流血事件过后，贸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一直到 17 世纪末，那场屠杀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继续缠扰着当地西班牙人和华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