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型，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他的观点 — 以及他的关切 — 与 1999 年和 2000 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骚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

第一个概念是 “嵌入”。19 世纪之前，经济一直是嵌入到社会当中的，经济运行要服从于社会目的。但是 19 世纪，市场突然从人类社会中 “脱嵌” 出来，从从属地位变为支配地位，这是人类历史的 “大转型”。第二个概念是 “双重运动”。一个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意味着，土地、劳动力、货币等生产要素，都必须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自身。然而，这些生产要素在自由市场出现之前，早已存在，它们并不是为了市场交换而设计的。如果非要让这些要素去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必然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引起自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种反复出现的 “双重运动”，就是近代以来的真实历史轨迹。

“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与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阿诺德・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一书中探讨文明发展的历程时提出了这一论断，并将 “挑战 - 应战” 模式视为文明发展的一大动力。这与贯穿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全书的 “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波兰尼运用 “双重运动” 这一逻辑解释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推行为何会出现 “事与愿违” 的结果，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放任的市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然而，当 “双重运动” 不再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模型而是投射到现实中时，便会发现它无处不在，滋生出数不尽的 “事与愿违”，历史的轨迹也在其中若隐若现。哪怕波兰尼提出的理论本身也没能逃脱被卷入其中并随时间流转与空间变换成为挑战或应战角色而造成事与愿违结果的境遇。●挑战者的事与愿违波兰尼断定 “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理论家们致力于使经济 “脱嵌”（disembedding）于社会的努力注定不会成功。市场经济是脱胎于人的 “逐利” 动机而诞生的，但 “逐利” 在 19 世纪之前从来不曾才成为人们社会交往中的突出特征，反而是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eholding）这三个原则主导着人类的经济生活。也因此在 19 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中，经济或者说市场只处于从属地位，它是服从于政治与社会目的的，这就是所谓 “嵌入”（embeddedness）。但当自由市场的信徒们致力于向全世界推行其主张并付诸实践，市场就在不断冲击着现存的社会秩序，妄图一举颠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完成一次 “大转型”。但他们对现实进行挑战的结果却必然是事与愿违。因为这种力图建立自由放任大市场的努力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挑战必然引起利益受损者的反对，促使他们采取抵制自由放任的保护性措施。讽刺的是，这些市场的信徒们在很多时候也会加入保护运动的行列以应对市场经济不可避免伴有的波动性与破坏性。如此一来，现实中从来都不曾出现真正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家们创造并信奉着的反而是一种无法被证伪的假说，这样他们可以站在理论的高地，声称市场的失败只是未彻底贯彻的结果，事实却只是他们在理论的边界前自发地退缩了。“大转型” 不曾真正实现，但事与愿违的后果对人类来说却堪称灭顶之灾。国际金本位制从设计、实行到破产的过程就是 “大转型” 失败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一条关键隐线。市场在全球的扩张需要一种工具，一种使不同国家得以顺利交易从而实现市场自发调节的工具，金本位制便应运而生。就制度设计而言，它确实是一项令人惊叹的 “智识成就”，其理想结果本该是各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但 “双重运动” 再次暗暗发挥了它的影响力，导致事与愿违。实行金本位制后，即时反馈给国家的是无法忍受的代价，各种保护本国利益的壁垒便层出不穷。这就助长了帝国主义无节制占有的本性。殖民成本必须被殖民收益所覆盖，所以帝国总会通过各种保护性措施将殖民地市场与原材料的获取变为自己的一项特权。对殖民地的争夺便一再上演，国与国之间冲突无限加剧，一战的爆发就源于此。而战后致力于恢复市场经济的努力又随着保护性抵制的反应而催生出法西斯主义，人类在 20 世纪所经受的全部灾难于此避无所避。●应战者的事与愿违值得注意的是，“挑战 - 应战” 模式无非就是作为与反应，而反应本身也是一种作为，同样会招致反应，事与愿违的逻辑也同样适用。波兰尼称自由市场并非自发产生，而是 19 世纪各国政府强制推行的结果，它其实是站在自己对立面的那种称之为 “计划” 的东西，其引发的保护性措施才是自发的反应。但这种 “强制推行” 是否也是一种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自发行为？毕竟市场理论也是部分人观察现实世界、体验到各种利好才构想出来的，也是对现实的反应。而其能在反对声音未曾间断的长时段里依旧自如地运行，就说明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存在还是有着基础性的共识，其实也恰恰是反对者的存在才保证着它能够有不断生长的活力。所以波兰尼说市场经济不 “自然” 是值得商榷的，更重要的是，他对市场的批判本身就属于应战的范畴，他在自己不曾意识到的时候成了自己反对对象的保护者，这就是应战者的事与愿违。而在近年来越发动荡的国际局势下，波兰尼的思想被反复借用乃至推陈出新，成为学者们论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当下这个 “大衰退” 现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负面角色的理论武器。“民粹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的抬头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张所引发的，持续横向与纵深扩张的市场在不断消解着社会，这种普世主义倾向遭遇了本土的排外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政客们凭借着对 “人民之声” 的回应而当权，保护主义成为政策选择，市场的扩张被狠狠地阻滞了。事实上确实如此。但新自由主义经济所引发的反对它的 “挑战运动” 也同样成为双重运动的发起者，并导致了事与愿违，和它的对立面站在了一起。鉴于 “‘大衰退’就是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对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缺乏政治上的调节而产生的这些问题，遭遇到在制度和文化上都缺乏准备的社会”，使经济重新 “嵌入” 社会、服务于政治与社会目的被认为是解决当下各种乱象的重中之重。但若当真承认波兰尼所说的 “脱嵌” 是一个乌托邦，那么现实中经济就从来不曾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唯一动机。人们当下基于政治或文化要求而做出的种种自保措施其实是一种逃避与限制自己的束缚，他们正在失去主动作为对经济运转施加控制并能在文化层面真正安身立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使自己逐渐丧失思考世界复杂性的能力。●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这是一个 VUCA 的世界”， VUCA 是 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原本是军事术语的 VUCA 在近几年成为人们形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的代名词，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这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适从、无从改进的焦虑状态，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可能是接受这一现实。人类社会不像物理世界那样按照既定的规律完美运转，“有人的参与就会不一样”，不可能出现 “所有人会在同时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利好而不用承担任何代价甚至能避开所有祸端” 的局面，这是我们身为人无法回避的宿命。因为某一组关系的 “双重运动” 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很多甚至无限的双重运动交织在一起，每个人的所思所言所为都在作用于现实，各种言行彼此间也会相互影响、实时联动，如此便呈现出我们能看见却不尽知的动态世界。世界上的资源有限，人的认知能力有限，这两点决定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一时一地的选择，拥有彼时彼地的确定性，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