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 50 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心有归处则无需寻找。北大的精神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奋力开辟新的领域，投身国家和民族最为需要的事业。20 世纪中国档案界 “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居延汉简的发现，推动了国内的许多学者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利用考古学重建中国古代史的学术体系，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宿白先生总是说：“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北大的精神传统对我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坚持做人做事的准则。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是你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不能还没做事情就乱忽悠。做人不仅要严谨诚实，还要有定力，有责任担当，不能乱跟风，要走在自己的路上。只有看清楚重要的是什么，才能在关键时候不糊涂。莫高窟创建于公元 366 年，迄至 14 世纪，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 1700 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 735 个洞窟（包括南区和北区），45000 平方米壁画，2000 多身彩塑。此外，1900 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 4—11 世纪初的 50000 多件文献和艺术品。敦煌西千佛洞保存了公元 5—14 世纪的 22 个洞窟，818 平方米壁画，56 身彩塑。安西榆林窟保存了公元 7—14 世纪的 43 个洞窟，近 5200 平方米壁画，200 多身彩塑。世界上没有另一处佛教遗址能如莫高窟般绵延千年持续建造，又保存有如此丰厚博大的艺术和文献珍宝。著名的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先生的话充分说明了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本是海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基地。日本学者从 1909 年开始敦煌学研究，不少学者到英法等国收集材料，带回日本整理，刊布出一批珍贵文献。藤田丰八、矢吹庆辉、羽田亨、那波利贞、仁井田陞、松本荣一等学者开始了对佛教文献、中国古籍、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法制文书、石窟壁画和藏经洞绢纸画等多方面的研究。1943 年，教育部将于右任提议成立 “敦煌艺术学院” 的名称，改为 “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定陕甘青监察使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为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等人任委员，共同筹备组建工作。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本书讲述了敦煌女儿樊锦诗的一生。从她的出生，到在莫高窟工作，再到一生都在敦煌莫高窟。故事情节百分百真实，因为本书是她亲述、写的。

把每一件事当成人生的最后一件事情去做，时刻履行在有限的人生中的责任，能够完全控制并实现着自己的品质，按照自己的要求去严格地塑造自己，成为自己真正的造物主。在樊锦诗的身上，呈现着一种少有的气质，单纯中的深厚，宁静中的高贵，深沉中的甜美。当我这样感觉她的神气的时候，我发现，这正是我面对敦煌壁画时候的关于美的体验。壁画穿越历史的美，那种沧桑中的清雅和灿烂，在这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渗透在一个人的气度之中。她的高贵来自她思想的严肃、庄重和纯正；而那种深沉也许来自长年的关于文物保护的忧思，来自她对于莫高窟这一人类绝无仅有的宝库的现在和未来的强烈责任；而她的童真，年届八十却依然如少女一般纯真的笑容，是伟大的艺术和神圣的使命所赋予她的那种安宁和静谧的心灵所造就的。她一生的成就都源自她的心，她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她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