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德 - 福煦谈凡尔赛条约的时候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停战。”。百年前（1919）的巴黎和会历史证明只是英法美（三巨头）对势力范围的一次重新划分：把近代欧洲看成热兵器的战国时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欧洲的乱局，从拿破仑到普鲁士，小胡子都想统一欧洲，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但海外大英（美利坚）当然不希望如此，最好就是欧洲四分五裂，法国虽然是战胜方，但是已经伤筋动骨，在英美的阻止下并没有肢解德国（普鲁士），高额的战争罚款后期也没有到位，只是瓜分了奥斯曼帝国（奥匈）和其在中东的地盘。对西方基督教集团，内部虽然有天主教，东正教之间的分歧，但对苏维埃模式是最恐惧的，俄罗斯原本是一战的战胜国，但被排除在巴黎和会之外，并支持白俄罗斯（乌克兰）还乡团（白卫军）颠覆苏维埃，只是最终被红军消灭了（1921 年）。英美法以民族自决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巴尔干和欧洲复活了很多国家，一方面培养了反苏维埃的地方土豪劣绅，另一方面也让欧洲再难统一，只要想想美利坚自己绝不能按照民族种族各州自决就明白了。 巴黎和会是中国 “五四” 运动的导火索，无论如何为顾维钧粉饰，如同二战后的国府，自身没有实力，只能听从西方的摆布，接受分赃结果，再次证明国家民族的真正独立需要牺牲的鲜血铸就，巴黎和会百年来，依靠大国才独立的波兰，立陶宛，捷克，保加利亚等国家不断在各阵营间被裹挟，被牺牲。对比刚结束的 G7，当年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还确实掌控（殖民）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现在世界上资源和人口 G7 已经占少数了，只有印钞的金融指数还虚标着统治力，但这个世界毕竟还是物质的，转变已在眼前，现在看这本书回顾百年的历史还是很有感触的。

所有严肃读物都有这个矛盾，很难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本书做到了这点，靠的是翻阅大量文献，按照大致时间顺序，使用翔实资料，天才的拼图出一个大型动态多人组图，人物栩栩如生，阅读体验不亚于精彩的小说，哪怕你知道了结局仍然关心过程手不释卷那种。然而我们知道这不是虚构，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其中的很多决定，深刻影响了 20 年后的大战，离我们更近的地区矛盾和冲突，乃至当今欧洲和世界的格局和纷争 ：“现代社会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就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人们做出的决策：1991 年到 1999 年间的四次巴尔干地区战争；伊拉克危机（该国今天的国界线是英法两国角力以及地图粗制滥造的结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库尔德人自治问题；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纠纷；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永无休止地争抢土地，都觉得自己才是获得应许的百姓。” 欧洲和中东之外，协议对东亚的影响也非同小可：日本代表的种族平等条约没有被接受，获得的利益与其自认的世界地位不匹配，引发了国内对欧美世界体系的不信任；中国发生了民族主义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主义同样遭到国内精英的极大怀疑，俄国新秩序成为新的民族救亡方案。威尔逊在 “十四点计划” 里，“自决” 带有强烈理想主义的正义和民主吸引力，开创性也意味着这个概念充满争议：对每个历史上流离失遭受压迫的群体，对每个经历战争伤痛惨胜后亟需安抚民众的政府，“自觉” 这个概念的含义大不相同，而每个群体都自然而然按照更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来诠释这个概念：当我族人数居多的时候，当然该基于自决原则的；当领土主张会涉及在当地居住的其他民族，那么保证现在国界线的安全和历史意义上的国土要求就成为更重要的判断标准 --- 别忘了，所有被轻视的弱小民族，或多或少都有本民族的英雄人物和 “黄金时代”：波兰人赞颂 16、17 世纪的王国；塞尔维亚唱颂的是 14 世纪由斯特凡・杜尚（Stefan Dušan）统治的塞尔维亚王国；保加利亚人则追忆起 10 世纪的西美昂大帝（King Simeon）的帝国；希腊人记忆中的历史比别人都要辉煌，直接回到了古典时代；意大利人当然不遑多让，搬出了罗马帝国的回忆。哪怕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短时间地占领一块地方，也要翻出来为现在的领土要求正名。所以，“自决” 这个含义不明但可能饱含一切金灿灿希望的概念，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吗？可能。加速了的民族主义大火，让千万人为了这个原则不惜诉诸武力，多数国家遣返和杀戮国内的少数民族，少数国家愿意成为多民族国家，但前提是要把那些少数民族管的服服帖帖，德国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马扎尔）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等。。。这些民族都有在新国境划分下没有实现 “自治” 的怨恨。而这个积聚的怨恨，在一战后疲惫不堪的新秩序明显无力维持后，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德国被彻底打败，事情或许会变得不一样；或者，如果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强大 — 而且愿意使用这种实力；如果英法没有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 — 或者说它们被战争削弱得很厉害，以至于美国觉得有义务伸出援手；如果奥匈帝国没有消失；如果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没有彼此争斗；如果中国不那么孱弱；如果日本一直都能更相信自己；如果各国承认的国际联盟有真正的实力；如果世界被毁坏得非常彻底，以至于人们愿意思考一种管理国际关系的新方式。然而，和平缔造者们必须应对的是现实，而不是如果。他们与巨大的难题进行过周旋。如何才能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或宗教主义酿成更大祸端前遏制它们？我们怎么能禁止战争？我们至今依然在追问这些问题。”

甚至在 1918 年枪炮声归于寂静之前，悲哀、苛求、愤怒的声音就出现了。“中国属于中国人！”“库尔德人必须有自由！”“波兰必须重生！” 操着不同语言的人提着不同的要求。有人说美国必须当全世界的警察，有人则说美国人必须回老家去；有人说俄国人需要帮助，有人则说，不，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相互埋怨着：斯洛伐克人埋怨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埋怨塞尔维亚人，阿拉伯人埋怨犹太人，中国人埋怨日本人。这些声音里充满了担忧，怀疑新秩序能否比旧秩序更完善。在西方，人们私下谈论着东方传来的危险思想；在东方，人们思忖着西方实利主义的威胁。欧洲人想知道他们能否恢复元气，想知道如何管控趾高气扬的新盟友美国。非洲人害怕被世界遗忘，亚洲人则认为未来属于他们，只是当下的问题必须先解决。